林子轩接到了郑震铎为《月报》的约稿。
他和郑震铎的结识是因为去年那场有关新诗的论战，郑震铎当时是《学灯》副刊的主编，刊载了他对新诗的看法，反击了郭沫偌。
不过他和郑震铎，或者说和郑震铎代表的研究会并不熟悉。
原因很简单，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和鸳鸯蝴蝶派进行斗争。
研究会提倡现实主义，反对把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为人生。
他们发表文章的阵地就是《月报》。
《月报》于1910年7月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印行，每月10日发行。
1919年之前为鸳鸯蝴蝶派刊物，在新思潮日益传播的形势下，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顺应潮流作局部改良。
1920年1月进行部分改革，吸收沈燕冰主持新增设的“新潮”栏的编辑工作，开始刊载白话、新诗、译文和论文。
1921年起由沈燕冰任主编，全面革新内容，成为研究会代用机关刊物，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重要阵地。
刊物革新后，辟有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特载、杂载等栏目。
其中创作栏目以为主，兼及诗歌、戏剧、散文。
鲁讯、郑震铎、叶圣桃、朱自青等人都在《月报》上发表过文章。
顺便一提，张痕水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曾向《月报》投过稿，等了几年也没有发表。
1922年7月10日，沈燕冰在《月报》上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一文批判鸳鸯蝴蝶派。
认为鸳鸯蝴蝶派写得最多是恋爱或家庭的中心思想，无非是封建思想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
此举引起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不满，联合起来对商务印书馆施加压力。
商务印书馆的保守派也借机要求沈燕冰道歉，沈燕冰断然拒绝道歉后，商务印书馆当局对《月报》的稿子实行检查。
沈燕冰正式向商务印书馆提出抗议，双方闹的不可开交。
这算是今年夏天上海文坛的一件大事，这也是一场新旧派系之间的交锋。
林子轩和周瘦绢、严独贺这些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交情不错，自己也是写通俗的，所以和研究会的成员走的就比较远。
沈燕冰批判的正是周瘦绢一手创办的《礼拜六》杂志。
周瘦绢在《礼拜六》上几乎每期发表一个短篇，并且排列在第一篇。
鸳鸯蝴蝶派还有《半月》、《红杂志》、《快活》等刊物。
可以说，鸳鸯蝴蝶派在上海文坛有着庞大的影响力，和各大报刊、书局都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他们的畅销，在上海民众中有市场，特别是小市民阶层，最爱看这类消遣类，上海的报纸和杂志几乎都被鸳鸯蝴蝶派作家垄断。
就连林子轩的《通俗周报》上都要刊载他们的。
这一次鸳鸯蝴蝶派的发难，是对新的一次反击，他们不满新侵占他们的市场，想把新从上海文坛赶出去。
沈燕冰和商务印书馆闹僵后，被暂时停止了主编职务，由郑震铎暂代。
到了年底，沈燕冰离职，郑震铎正式成为《月报》的主编。
正是在两个新旧派系争斗不休的时候，林子轩接到了郑震铎的约稿。
对郑震铎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商务印书馆要检查《月报》的稿子，一些激进的，或者针对鸳鸯蝴蝶派的稿子就不能发表了，但郑震铎又不甘心向鸳鸯蝴蝶派妥协。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林子轩。
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也是通俗的大师，从周作仁那里他听说林子轩还写过现实主义的剧作，可以说是多面手。
他希望林子轩能写一篇现实主义的。
这样既能表现新，同时，林子轩和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有交情，不会遭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刁难。
以林子轩此时在上海文坛的声望，是打破这个僵局的最佳人选。
郑震铎在信中讲明了目前的局面，只要过了这段时间，商务印书馆内部会有一个处理结果，如果保守派占据上风，那么研究会将退出《月报》的编辑工作。
如果改革派占据上风，《月报》就能恢复正常。
其实，在研究会内部，对林子轩颇有争议。
有人觉得林子轩有进步倾向，可以拉拢；有人则认为林子轩和鸳鸯蝴蝶派走的太近，写的是消遣，属于被批判和清扫的类型。
郑震铎抱着前者的态度，认为林子轩可以拉拢一下，从《津门大侠霍元甲》可以看出林子轩是爱国的。
林子轩比较郁闷。
这件事可以说和他没有关系，他并不想和周瘦绢等人闹出矛盾。
在《津门大侠霍元甲》这部电影的宣传上，周瘦绢可谓是出力甚多，他在放映之前在《申报》上介绍电影，看完电影后还写了几篇赞美的影评。
虽然他本身是个电影爱好者，但这也是看在林子轩的面子上。
对于来自后世的林子轩来说，新和通俗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辅相成，正如网络和传统一样，没必要对立起来。
但他处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新的浪潮席卷而来，要把旧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不站在这个历史的关口，很难想想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多么的尖锐。
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林子轩愿意帮助郑震铎渡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因为周作仁曾经帮助过他，但是他又不愿意和鸳鸯蝴蝶派闹出矛盾来。
那么写什么就很关键了。
他从书桌最底层的那个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他记得的名字。
有些被划掉了，有些标注了一定要写出来，有些还在犹豫要不要写……
这些是他成为文豪的资本。
在慎重的选择了一番后，他铺开稿子，开始写作。
七月底，郑震铎收到了林子轩的，打开一看，上面有两个字，《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