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老人通常都会教育自己的孙子辈，一个人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如果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千万不要答应，就装作没听见，因为那是有死去的鬼魂找替死鬼。你要是答应了，就有可能被选中，这件事我亲身经历过。

　　在我九岁那一年夏天，父母经常会带着我去朋友家串门，那段时间，父亲爱好麻将，那时候他们打麻将的搭子是比较固定的，通常这样的家庭聚会，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都会跟着去凑热闹。女人们会选择坐在一起聊天纳凉，因为父母都在过着自己的世界，所以才懒得管这些淘的更猴子一样的孩子们，多半给个几毛钱就打发了。而孩子们拿着大人给的零花钱则会去买各式的零食或者小玩意，所以这样的时候，通常全家人都是开心的，我也不例外。

　　几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有一天晚上就去河边钓汪刺鱼，我们当地叫黄辣丁，那时候都是用妈妈的绣花针别弯串上蚯蚓，一根带线的竹竿子即可。钓点是在父亲的朋友家往下七八百米路的一处两河交界的地方，那地儿有一道桥，经常钓鱼的朋友知道，这种鱼最是喜欢住在老河埂边，年头越是久就越是多。

　　洪村有很多桥，有一些桥的年纪都是超过了太爷爷辈的，我们去的那道就是个石拱桥，现在已经拆了重新架成了水泥桥。原来那座桥下有个挺大挺深的水潭，水流呈回旋状，听人说早些年有个女的因为感情问题就从这里跳了下去结果被漩涡卷到下面的乱石堆了，找了整整两天才在上游筑坝拦水才把人给捞起来。

　　这件事我们孩子们也只是听说，好像是我父亲那一辈的事情，死的还不是自己村的。加上时间过去那么久，渐渐的，人们也就开始淡忘掉这件事了。那座桥特别的两块，夏天的时候时常有人去纳凉，晚上连个蚊子都没有，稍稍身体不好的还得多带一件长袖。

　　我们钓鱼是没有浮漂的，单线单钩，扔下去，全凭手感。黄辣丁力气大又贪吃，一旦咬住就是一口吞然后猛得往洞里跑，竹竿子都能拉弯了。那天晚上，手气还是不错的，钓了得有一小水桶，都得跟筷子长短，通体黄灿灿的很是漂亮。其中有一条黄辣丁非常奇怪，居然是白色的，我从未见过那种颜色的鱼，并且它的体型也要大过一般的黄辣丁，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最后一条。

　　因为有三个小伙伴，到了分鱼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想要那条白的。小孩子么，觉得稀奇的东西就是好的，有人说，这鱼是我钓到的，还有人说蚯蚓是我挖的，那杆子还是我带来的呢！争执不下，就用了最原始的办法，石头剪刀布，最终赢的那个人并不是我。

　　喜子是赢家，他比我大三个月，原本跟我应该是一届读书的，可后来他却整整留了两次学。

　　喜子从桶里拿到那条白色的鱼后就用茅草从它腮边穿了过去提在手上，我们都需要回去找各自的父母，因为时间差不多也到了他们该散场的时候。就是在这八百米远的路上，那时候两边都是稻田，一条泥巴路，喜子窃喜自己的运气不错，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各自充满着羡慕却又无可奈何。

　　走出去不久，喜子就突然“哎”了一声，然后扭过头去道：“谁啊，谁喊我啊？”

　　我们丝毫没有在意喜子的这个举动，只是继续往前走，喜子在原地停了一会儿后追了上来问道：“刚才不是我娘喊我吧，那声音听上去不像，反正是个女的。”

　　我的确是没有听到有什么女人在喊喜子的名字，也就没有答话，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后，喜子再一次停下来道：“你们听又在喊我了！”然后他再次在原地转动着道：“谁啊，谁喊我啊？”我记得很清楚，喜子重复的问了好几遍，问的我们都有些莫名其妙，反正喊喜子的那个人我们没见到，连声音都没有听到，只有喜子一个人在强调着的确是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这个小小的插曲伴随着父母们聚会的结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们被各自的父母领回了家，只是自打那以后，喜子就再也不好了。

　　喜子的那条鱼当天夜里被他当作宝贝一样养在了外面的一口水缸里，那是他妈妈冬天腌菜用的，夏天便拿出来洗干净去味道。第二天一早，我们是要结伴去读书的，二年级早课七点半要到学校，我们三户人家数我最远，喜子家最近，那天早上提着装着午饭的茶缸照例到喜子家门口的时候，他的妈妈告诉我们喜子生病了，让给老师带个假。

　　有大人出面，小孩子们自然是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以为就是一般的感冒之类的，很常见。傍晚放学的时候我还看见喜子脑袋上包着一条他老妈的黑丝围巾，坐在他父亲的自行车书报架上，说是刚从卫生所挂完点滴。他父亲说，明天还要请假，让我们继续带口信。

　　那一个星期喜子都没有来上课，周五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去了喜子家，手里拿着用网袋装着的水果和饼干。我一度很羡慕，因为那是我想吃却没得吃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买给我吃反倒是去给我的同学？一种委屈感让我不愿意同行，我甚至嫉妒喜子因为生病可以吃到好东西，于是我也在家里装起病来。

　　父母回来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愁容，当见到那个在被子里声称肚子痛的我时，急忙连夜就送去了医院。那个赤脚医生给我了开了药，反正我也吃了，在那里我听到大人们在议论，说是喜子怕是得了什么怪病，一直在发烧，医生说他这里最好的青霉素已经用最大剂量注射了，行医多年，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病重孩子。

　　一旁有个老太太，也是我们村里的，平时就爱个神道，插嘴道：“莫不是那孩子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要不要去找个先生来看看？”

　　喜子的父亲是个党员，兼着我们村里的委员，大小算是个官。那时候村干部们互相斗的厉害，谁有点小把柄很容易就被抓住，也分各种派系，喜子爹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层，只是碍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去县城瞧病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农村人，不到那一步是不会轻易乘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路颠簸到县里的。在村里，你大小算是个人物，可进了城，两眼都是一抹黑，啥也不算。喜子就被送去县城了，又过了几天，托人回来借钱，听消息说孩子晚上说胡话，总说有个女人在喊他，经常半夜里就莫名其妙的哭，哭得医院里同病房的人听得都瘆的慌。

　　白天的时候他到还好，只要一入夜，高烧就来了，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反正寻思着再不行，就安排车子给送去省城，叫他家里准备好钱。

　　我父亲与喜子爹算是关系不错的，自然就得凑一份，带信的是喜子家的一亲戚，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觉得喜子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然后那人就问我父亲道：“你是不是认识一个道士，五里铺那个姓查的先生，能不能给喊道家里来瞧一瞧。”

　　他说的那个先生便是查文斌，那时候的查文斌是真正的解甲归田不问世事，父亲念着喜子爹是朋友，喜子又跟我是同学，便碍于情面去了五里铺。那是在我小姨出事后第二年，查文斌再次来了，他每次见到我总是很开心，我那时候也从不觉得他是一个道士，从打扮穿着来看，这人怎么得就是一农民，那时候的他特别的消瘦，我老是会去注意他的脸颊，因为那里的轮廓太明显。

　　查文斌被父亲请来了，然后去了喜子家，他家中没有人，由着父亲陪着去的。傍晚的时候他就来到我家了，一进门就把我喊了过去直接问道：“小忆，那天晚上你们到底去哪里玩了，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跟我好好说一遍。”

　　这时，我才看到父亲阴着脸拿着一个桶站在门口，我很害怕我的父亲，因为他很严厉，只要脸一黑那一准没有什么好事。那个桶里有东西在晃动，我瞄了一眼，里面装着的正是那条白色的鱼，原来它还活着。

　　我把发生的事情大致过了一遍，包括那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都夸大了一番，因为到那会儿我还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是那条鱼并没有被父亲留下，而是给查文斌带走了。

　　我听到院子里，他和父亲的对话，他说迟了一点，然后就走了。那天晚上还是父亲陪着的，母亲在家里做了很多饭菜，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那么晚的夜里还在厨房里忙活着，一张竹编里放满了盆子，还有很多香烛和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