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短暂休整，宋军逐渐恢复常态，张灏遂下令继续向太原进军。
八月十四日，张思正领兵离开汾州，打算从文水县方向进兵，解围太原。行军途中，张思正接到一个情报，说八月十五日夜，金人将在文水县城里举行设帷帐饮酒赏月活动。张思正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决定偷袭文水县城。
八月十五晚上，月满中天，银光似水，宋军悄悄靠近文水县城，城内守军毫无察觉。张思正一声令下，宋军向县城发动猛攻。统制官李安与其子李忠信奋勇当先，最先登上城墙。宋军士气大振，踊跃杀敌，共杀死杀伤俘获敌人约二三千人，斩首数百，其余来不及取其首级。还差一点将守城将领李嗣本擒获。李嗣本原来是义胜军将领，后投降金人，金人命他统领原义胜军守卫文水县城。城中百姓见官军进城，欢呼鼓舞，箪食壶浆，热烈欢迎。
张灏在汾州闻讯大喜，连夜派人驰马向朝廷报捷。赴京报捷的人手举黄色旗帜，骑着快马，一边高声喊叫着“汾州报捷”，一边驰奔。沿路州县，欢声震地。人们奔走相告：“我师胜矣！”有人当即摆酒相庆说：“皇帝圣慈，吾其见太平乎！”有人甚至因激动而泪流满面。
张灏派人通知张思正，说要亲自前去军中慰问。张思正派人回答道：“军中无此礼。”当时，张思正并没入城，他也不打算派兵留守文水县城，他想等天亮后继续向太原进兵。
不久，张灏携带着茶具来到文水县城外，在军帐中与张思正相见。张灏以茶代酒，祝贺张思正旗开得胜首战告捷。二人正在品茶时，忽然听到军中传来一片嘈杂喧乱声。张思正判断，很可能是金人前来偷袭，他让张灏赶快上马，驰归汾州。
不一会儿，张思正得到报告说，金军前来偷袭，已被击退，我军伤亡千余人。
第二天黎明时分，金军骑兵主力悄悄来到城外。将领们站在附近的山坡上，观察宋军营地。为首的一个将领说道：“彼众虽多，而喧嚣不整，无能为也。”金军决定出动三千铁骑，直接冲向宋军营地。
当时，宋军营地很安静，人们都在熟睡之中。他们人困马乏，因为当夜接连战斗了两次，身上携带的各种器械一夜都没解下来。
金军渐渐靠近宋军营地，但并未贸然发动冲锋。面对如此安静的营地，金人似乎有些恐惧。他们群起鼓噪，接连喊叫了三声。一是恐吓宋军，二是给自己壮胆。金人见宋军没有什么反应，于是发动进攻，三千铁骑潮水般地朝营地涌去。
宋军忽然从睡梦中惊醒，哪能抵挡住金戈铁马的冲击，只好四散撤退。有的撤到山上，可山后是峭岩绝壁，无路可走。混乱之中，相互蹂践而死者有数万人，坑谷皆满。那些没上山的，很快便被金人包围，金人令他们缴械投降。等他们投降后，金人又令他们全都脱剥赤露。然后，金人用狼牙棒将他们敲死。
文水之战，宋军惨败。损失将兵约七万余人，其中，仅使臣将佐便牺牲了百余名，撤退出去的将兵仅有十分之三四。随军携带的金银、钱粮、缣帛等各种战略物资，大都抛弃，以十余万计。
张灏离开文水后，在数百名牙兵保护下一路向西，撤至慈隰才停下脚步。张思正率残兵败将奔回汾州，一清点，只有八千余人，五百来匹马。
溃散的将兵都不敢再回汾州，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有人劝他们回汾州去，他们说道：“前日郭栅散败，张察访出榜诏安，说统制以下并免罪。结果怎样？后复行诛戮。今日若回汾州，是就死也。不若权归各处，以俟再举。”
文水一战，再次暴露出宋军的不堪一击。这次战役的惨败，彻底打破了宋朝对救援太原的努力与幻想。
宋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战略层面原因，也有战术层面原因；有来自朝廷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出自军队本身的原因。
从文水战役来看，宋军十几万人马不及金军三千人马，这是为什么？据《河东??逢虏记》记载，宋军这十几万人马，“有赤露披坚执锐者，有卖军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将佐辈日事杯酒，更无纪律。”如此**如此松垮的军队，数量再多又有何用？数量多，徒增国家财政负担而已。惨烈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乃治军之要务。
八月十七日，宗翰从西京发兵。八月二十日，宗望从保州发兵。他们依然兵分两路，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入侵。他们的战略部署不变，依然是两军分别从河北河东南下，然后在东京城下回师。
大宋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他从基层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政府。宣和元年五月，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十分危急，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有人建议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道：“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他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现场勘察暴水实情，以求因势利导。最后决金堤，将暴水注之黄河。不到半月京城水退，宋徽宗对他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在杭州任知州。宰相李邦彦举荐他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他回京后，宋钦宗决定重用，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贼”，希望改革时弊，拨乱反正。唐恪对此不以为然，他对宋钦宗说道：“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今日边事甚急，应先讨论边事。言者不顾大体，纠缠于从前之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贯之徒，既已贬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请下一诏书，与天下共弃之，其谁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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