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自己励志进修，勤读不辍，但凡遇有重大的问题发生，属于专门范围，而不是他的智识能力所可了解。
杜先生会立刻想到某人对于此一问题有研究，或者某人对此具有实际的经验，他把某人某人分别找来，为他详细讲授。
那时候他聚精会神的听讲，听不懂的地方顿时便问，接连的请几位先生讲解下来，于是，他学问也有了，经验也得到，据而处理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这是他善于吸收学识和经验的过人之处。
于焉，方治先生曾谓：「先生尝以幼年未能致力学问为憾，可是他的刻苦自励，慎思明辨的工夫，较之一般自命为通儒学者，并无逊色。
盖因天赋甚厚，虚怀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间的经纬万象，都作为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的美恶是非，都视作人生的明镜。
因此，他的卓越见解，超人智能，诚非常人所可望其项背。」
旨哉斯言，入木三分。
由于方治先生这一段月旦之评，使我想起过去有人「封」杜先生为社会学博士。
我以为这并不是对杜先生失敬的一种嘲讽，而是很允当的称号。故前行政院长俞鸿钧先生撰「忆杜月笙先生」一文中便说：「……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
」
杜先生因为自己幼年失学，及长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他曾斥资数十万元，在上海北新泾剏设正始中学，贫家子弟，一律免费。
这所中学管教綦严，规模又大，前后若干年间，为国家造就不少人才。
北伐时期军政要角陈群，当他宦海失意，潦倒申江的时期，便曾应杜先生的延揽，担任过正始中学的校长。
在文化事业中，杜先生和上海新闻界渊源颇深。早年他便担任申时通信社董事长。
抗战胜利以后，他更出任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商报董事长等要职。
此外，他又曾任过世界书局代董事长、大东书局董事长、以及中华书局的董事。
如所周知，申新二报素称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报业巨擘，商报是后起之秀，但在上海沦匪以前，大有后来居上，四方瞩目之概。
如世界、如大东、如中华，都是久执文化出版业牛耳的大书局。杜先生遥遥领导，能够做到上下一心，员工翕从。
他由祇读过几个月书的市井中人，一跃而为文化、教育、新闻界的领袖之士，这份荣耀，岂是轻易得来？
汲长补短，徒利自身，而杜先生却能更上层楼，将他平生莫大的遗憾，化为对文化教育服务的热忱，个人不忮不求，但求尽心尽力，兼且一一发乎至诚，难怪他在这一方面，能以一介布衣，系天下之重望，而其一生行谊，亦以儒侠相并先了。
不做官、不受公禄
杜先生在他的遗嘱中又说：
「……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
……」
诚然，这是纪实之句。终先生一生，从未担任过政府的公职，接受过国家的俸禄，然而望重东南的广泛人缘，忠党爱国的一腔衷诚，前后四十年间，论一介平民而为党国所尽力量之大之多，恐怕也是无人可与杜先生比拟。
举其荦荦著者：蚤在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兴，今总统蒋公挥戈北向，先生便联络志友，秘密响应。
十六年竭力游说奉系军阀毕庶澄，放弃淞沪，同时并组设共进会，协助革命，参加清党，粉碎共匪组织暴力，企图攫夺上海之阴谋。
祝绍周先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参谋长，以当时驻沪深受先生之助，曾经撰文盛予颂扬：「杜先生朝夕参与筹划，竟无倦容，新工人纠察队，多其从者，出力尤大。
先生在沪，仅一介平民已耳﹗无官守，无职责，而独忠党爱国如是，当亦天性忠义所使然也。
」
由于这惊天动地的一幕，杜先生厥功至伟，蒋总司令亲自延见，请他担任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先生表示仅能接受名义。
那年他正四十岁，意兴颇豪，曾经穿起少将军服，拍了一帧照片。自此以后便不闻他再提起这事，此为先生穿军服的第一次，同是也是最后一次
清党以后，杜先生声誉鹊起，成为举国闻名的大人物。
二十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孤军抗敌，先生筹款十万，汇往慰劳。二十一年一二八变作淞沪沦为战场，先生筹组地方维持会，供应军需，抚辑流亡，开军民合作，共御强侮之先河。
二十六年抗日军兴，先生成立抗敌后援会、江浙行动总队，发动全民，支持前线，筹募救国公债，数逾七千五百余万元。
上海沦陷，日阀百计笼络羁糜，杜先生大义凛然，轻装简从，偕钱永铭先生乘外轮赴港。
自此协助中枢，策动沪上地下工作。功勋卓著，昭昭在人耳目，如锄奸肃谍，搜集情报，汪精卫腼颜事敌，轰动全球之高陶反正事件，即由先生幕后策画，一力促成。
抗战中期，杜先生移居重庆，仆仆风尘于西北西南道上，全力协助中央稳定金融、建立工业、搜集物资，供中枢平准之需，对于八年抗战，实有莫大之贡献。
卅三年盟邦并肩作战，先生更奉枢府面邀，驰赴浙江淳安，策应盟军登陆。
胜利后，先生还居上海，由于国家社会对他的倚畀更殷，他当时所拥有的头衔，除了本文第一节所列文化教育界外，真是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
兹予纪略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一度当选主席团）、上海市参议长（为了表示谦冲自抑，曾坚辞议长一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全国轮船业总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总会理事长、上海市商会监事、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上海市水菓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理事长。
工商业界，他更以上海领导阶层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维持其不作第二人想的崇高地位，他是荣丰、大丰、恒大、沙市、中国纺织等各大纱厂的董事长，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上海南市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董事长，华丰面粉织布厂董事长、上海鱼市场理事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招商局、复兴轮船公司常务理事、大通、大达、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通济、嘉陵、扬子等贸易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暨西北毛纺织厂董事长。
以上所列一连串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多一半是杜先生私人拥有的事业，一部份是他膺选担任的民意代表职务，另部份则于公私合营机构，由他出面代表国家或官方的资本，其余的是有因特殊情形，而由党政双方认为他是适宜人选，加以聘任。
在林林总总这许多要职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杜先生对于他不做官、不受公禄的原则，始终硁硁自守，一成不变，纵使他一生与党政首要联系极多，关系密切，然而，在他六十四年的生命史上，他永远保持做一位中华民国一品大百姓。
钱永铭先生撰「杜先生传」，赞曰：「洪范五福，厥难考令终，先生自称出身寒微，朴质无文，逎其树立之伟，涵照之广，征诸近世，无与抗衡，即战国四君，朱家郭解，亦难并拟。
先生起布衣，无尺寸之藉，而其功绩，炳若日星，敝屣名爵，孜孜为善，惟恐弗及。
被其泽者，不知凡几。举国上下，咸尊曰杜先生而不名。于戏，可尚也已！
」
诚然，钱先生的赞颂，堪称对杜先生的月旦之评，公正允当，并无一字词费。
而「杜先生」这个称号，风行大江南北，以及西南东北西北边陲，人人尊称杜先生而不名。
杜先生三个字，竟比那些十张名片都印不完的头衔，弥足珍贵多矣。
义粟仁浆施四海
杜月笙先生遗嘱又有云：「……诚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国家社会之恩赐殊多，义之所在，不敢不尽力以赴之也。
」
先生在世，无论在任何场合，在任何人面前，向不讳言他「出身寒微」。
这是他朴质谦抑，和易近人，而且真诚坦白、胸无城府处。杜先生的童年，不仅对他个人，是一页血泪辛酸史，即令于他的家族，也有不尽的痛苦与悲惨。
杜先生诞生于逊清光绪十四年，民前二十四年，时值清廷积弱，外侮日亟，欧西各国势力，相继侵入淞沪，上海若干农工商小市民阶级，环境日蹙，生计艰难。
杜先生降临人间，他的尊翁文卿公正设米肆于上海杨树浦，越一年，母氏朱太夫人带他由浦东高桥杜家花园旧宅，迁赴杨树浦依文卿公同住。
又一年朱太夫人诞一女，产后即告病逝，以致杜先生不仅在襁褓中痛失慈母，而且连他那位等于从未谋面的胞妹，也因家运的蹇滞，送给一位黄姓的宁波人，作为螟蛉。
先生四岁，所幸文卿公续弦张氏夫人，对先生视同己出，备予钟爱。
然而好景不常，五岁时文卿公病殁，张氏夫人抚育遗孤，撑门立户，又过了两年，米店因经营不善，被迫歇业。
张氏夫人只好携同先生，遄返高桥，勉力维持生活。不及一载，衣食两缺，母子二人实在撑不下去，张氏夫人被迫脱离杜氏门庭，留下先生这个八岁大的孤儿，茫茫人海，茕独无依。
幸有他的外祖母朱太夫人予以收容，但是外家的生活很苦，因此先生从八岁到十三岁那一段时期，三餐犹且不继；而负薪、种菜、领孩、煮饭，一应成人的工作，都必须挺身任之。
到十五岁那年，外家也耽不下去了，他便一肩行李，两手空空，和外祖母在八字桥对泣而别，孑然一身，到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去求生存，打天下。
在这样穷苦困厄的环境之中，杜先生的父母双亲相继病故，家贫以至无力营葬，两口灵柩，先后停在杜家花园宅外的田塍上，仅于灵柩上面覆盖一些稻草，聊蔽风雨，荒丘暴露，为人子者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