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千万日元的故事
杜月笙先生遗嘱的最后一段
「……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覩中华民国之复兴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从游之士，能继余志，各竭忠诚，是所大愿。
」
先生对于国家民族之忠诚，到他所临终时依然神明朗澈，心系邦国。
因此香港工商日报社论赞曰：「……年前上海不守，平素自以为读书万卷，深知出处进退的所谓士大夫，大多数均因经不起现实考验，而纷向恶势力投降，惟杜氏飘然来港，闭门谢客，以表示其义不帝秦的忠贞气质，久而益坚。
故今日盖棺论定，杜氏高风侠骨，大节无亏，即此一点，就无愧其为一代人雄了。
」
高风亮节，义不帝秦。在杜先生的一生中迭有表现，自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役起，他曾两度避乱香江。
而且在抗战之前，还有一件鲜为外间所知的轶话。日阀阴谋侵略中国，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在大战未起之时，即已深知杜先生为东南支柱，一代人望，拥有无法估计之潜力，因而千方百计，亟思笼络。
上海日总领事馆，甚至月费多金，专事搜集有关杜先生的情报，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及与先生时常往还的各界人士，靡不密切注意。
素以「中国通」著称的板西土肥原，更与先生殷懃结纳，谦恭备至。民国二十六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陆，自日内瓦返日，途经上海，特地拜访杜先生，面告日本政府愿斥巨资日币三千万元，与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用意是想和宋子文先生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相争竞。
杜先生洞烛其奸，立予拒绝，他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他说：
「我是中国百姓，要我跟外国政府合办公司，未免太不合体制。
」
然而永野仍不死心，他故示慷慨的说：
「杜先生既然不便与日本政府合作，那么，就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好了。
日本方面一定全力支持，作杜先生的后盾。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
三千万日元，以当时的币值，无疑是一笔钜额款项，当时杜先生如果接受，再利用日人在华的侵略势力，对先生个人来说，其作用将无比重大。
但是先生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他依然峻拒日方这一次最大的政治投资嗣后日方一再煽惑，先生终始不为所动，于是日人只好知难而退。
旋不久日阀狰狞面目暴露，先后在北平芦沟桥和上海淞沪之滨挑起战火，全面战争于焉爆发。
淞沪撤守，日人又百计羁糜先生，请他务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则宁愿放弃庞大的物业，偕宋子文、钱永铭、胡笔江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随中枢，共襄抗战大业。
到那时候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数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见，使日方人员奇窘无比。
三十八年共匪卖国残民，红流泛滥，四月南京沦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严重，但仍毅然决然，抱病弃家离沪，以避共匪狂焰，同时正告国际，匪伪政权之不获民众支持。
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两年半，他便因病情恶化，竟而撒手尘寰。
赴港侍疾
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癯，高额隆准，双目炯炯有光。
他尝说自己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中年以后事务烦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太好。
民国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飞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空中骤遭日机拦击，机师升高闪避，飞行高度逾八千公尺。
先生原有气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艰难。抗战期间，久住重庆，由于山城多雾，地气郁湿，使他的喘症更趋严重，以他的病况，每可觇知气压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说：
「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
三十八年共匪叛乱日亟，先生慨然离沪，作客香江。由于忧国忧时，心情十分郁悒，体力日益衰退，病魔缠身，使他极感痛苦。
不胜烦闷的时候，他便大发牢骚：
「有两只脚，偏偏不良于行，想说说话，又是气促难言，我岂不是变成活死人了！
」
在香港一住两年多，香江的名医良药，几乎逐一试遍，可是对于他的喘疾，依旧一无是处。
卅八年底大陆全面陷匪，中枢播迁台湾。杜先生每天所听到的消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坚的朋友，被共匪诱骗回到上海，饱经折磨；便是滞留沪上不及撤离的家人亲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争，这位平生最爱重亲友的巨人，由于自己病困香江，爱莫能助，内心的苦闷，益难排揎，因而影响到他的病势，有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
不久，他便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否则，他即无法呼吸。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
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痲痹，下半身形同瘫痪。这时候，我正在台湾，负有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
下旬，突接先生来函，告诉我说：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挡一切，专程飞港，以便晤谈。
接到了先生的这一封信，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忧急交并，方寸大乱。
我一面驰函慰问，一面赶办出入境手续，准备启程赴港。在办理各项手续之际，我更分访杜先生在台友好、恒社同人，如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吕光等诸先生。
因为当时我已深知，先生病势恶化至此，恐难再有回天之力，我此去就不得不作万一的准备，一应善后事宜，我都要向这几位先生预先请教。
正在五内如焚，日夜奔波，突又接到杜维藩兄自香港拍来的电报，他说杜先生自从接悉我即日赴港的信息，他神情大为振奋，危殆之势稍减。
电文中还说杜先生想吃台湾的西瓜等物，嘱我行前莫忘了买些带到香港去。
七月廿七日，又获急电，趣我速行。廿九日，又是一封急电来催，电文竟是病危，火速飞港。
是时，我诸事摒挡竣事，飞机票亦已订好，于是我立即覆电，准定八月一日某时自台北起飞。
然而，八月一日那一天凑巧香港有台风过境，飞机无法降落，迫不得已，我将行期展延到八月二日。
不曾想到，这一个意外的躭搁，竟使杜先生大感失望。那日狂风骤雨，笼罩全港，杜先生明知我无法成行，但他还在寄望于万一，他苦苦的等我，直到晚上，收到我翌日起飞的电报，方始不尽慨叹的说：
「今天我许了一个心愿，京士如果今天能到香港，我的病还可以得救。
现在来了电报，说他无法赶到，我就晓得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当时，环侍左右的杜维藩、朱文德诸兄，纷纷的向杜先生竭力譬解，劝他宽心。
先生却似理非理，很不耐烦的说：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
八月二日，上午，我乘民航公司客机飞港，一路忧心似箭，直嫌飞机飞得太慢，正午抵达启德机场，抢先下飞机，一眼看见吴开先、沈楚宝、杜维藩、朱文德诸兄都在机场迎候朱文德兄见我到了，转身先去打电话，通知杜先生。
先生获电以后，居然表示不相信，连声的说：
「假的，假的。
」
偕吴开先兄等驱车急赴坚尼地台十八号杜宅，匆匆直趋病榻之前，一眼看见先生骨立形销，病容憔悴，心中有如万箭攒刺。
而先生听说我果然来了，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竭力挣扎坐起，噙着两眶热泪，伸出他枯瘠抖索的手，他欠身向前，牢牢的抓住我不放。
那对犹仍神明强固、锐利如昔的眸子，透过泪膜盯望着我，他苦笑着说：
「好了好了，你终于来了，这下我就可以不死了！
」
我的右手和先生紧紧相握，久久不释，心里正有无限的酸楚和凄凉，我在想：先生这么样苦苦的盼望我来，而我却无法对他的顽疾有所助益，先生爱我如此的深厚，我又怎样能报答先生的知遇于万一？
最使我怆痛不已的是我追随先生二十余年，几乎朝夕与共，唯独此次为了奔走国是，和先生一别三年，那里想到三年后再相见，竟是这么一个生离死别的场面。
当时我强忍眼泪，不敢哭出声来，耳朵里只听到先生在气喘咻咻的说：
「唉，就是我的儿子，也不能得到消息立刻赶来。
京士，你竟会丢开一切，飞来看我我确实是十分的感激，十分的感激！
」
说这几句话时，先生的脸色，忽又转为悲戚。我唯恐他激动之后，又起伤感，对于病体大不适宜。
我不能不开口说话了，我委婉的劝请先生，安心静养，少说几句话，免得费力。
我说我既已到了香港，相聚的日子正长，有话何妨慢慢的谈呢。
然而先生还要向我诉说他的病状，他说：
「自七月初起，我两只脚突然痲痹，从此路也不能走了。
想想我竟跟当年的张静江先生一样，真正没有意思。后来日夜的喘，喘得厉害，连觉都不能睡。
你看，我病到这种地步，不会再有希望了，因此我一再打电报催你来，有许多事情我要托付给你，再迟，就怕来不及。
好了，你今天果然来了，我总算放了心，或许，我这病还可以得救呢。
」
听了他的话，我心如刀割，但仍勉持镇定，竭力的安慰他，使他恢复平静。
先生问过我还没有吃中饭，兴冲冲的命人送饭进来，就在病榻上和我一起吃，吃饭时他还在滔滔不绝的谈话。
饭后，他实在太疲乏，倚在枕上，沉沉的睡去。
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八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半，杜先生哲人其萎，长瞑不视，我除了每天下午二时左右，乘先生小睡，抽暇到朋友处去休息片刻，整整十五天里，我始终侍疾病榻畔，须臾不敢轻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