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管北的脑筋动得很快，利用杜月笙和他自己在银行界的优越地位，跟银行家们的私人关系，向上海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各借一千五百万元，合计是三千万块钱，专做苏北货物押汇，特别以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的提单可以押汇。
按照银行规定，民船营运，不得抵押，以民营帆船押汇，更是史无前例，但是因为薛鸿记和大达公司的船一样，途中安全，土匪不敢拦路打劫，货物从不短少，反倒给银行多做不少稳妥可靠的生意。
他们又创设大与贸易公司，专门代苏北各地的商人，在上海采办货物，货物价格，以上海新闻报的行情报导为准。
苏北商人委托大兴的当时，只要缴付二成的货款，其余七成，由上海大兴公司垫付；当货物办妥后即交大达公司，取到提单，立刻便向当地银行分行或办事处，连水脚（水路运费）一齐做押汇。
因此不等货主缴清货款，他们垫付的资金已经收回。像这样的做法，他们一共有运费、代办费，利息差额（上海利率一分二，银行利率九厘）三重的赚头。
而苏北商人，既节省了到上海办货的旅费和人力、时间，又绝无风险可言。
定货之初，只付贷款三成，另外七成又省了一笔利息。货物很快运到目的地，货主拿到提单，如果不急于一次提出，可卖出一件，还银行一件的钱。
在这种新尽颖而设计周密的制度下，最低限度，有三十万元资本的商人，就可以做到一百万元的生意。
繁荣苏北财源大开
当苏北盗匪遍地，民不聊生，交通因而阻塞，商业几于停顿，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在那一大片沃野千里，物产富饶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发展各项业务。
于是广大辽阔，人口千万的苏北，对银行界来说，等于大幅空白。杜月笙、杨管北他们打通了苏北航线，创办了大兴公司，使苏北一带，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人尽其用，整个苏北一下子活泼繁盛起来，各大银行，便纷纷的在冲要地区，建立了营业单位。
银行，也开始在苏北大赚其钱。
大达、大兴、薛鸿记，这一系列的机构，银行、苏北商人，都由于杜月笙、杨管北的努力经营，自打通航线着手，以繁荣经济为目的，三方面都有事可干，有利可图，苏北各地社会与人民，当然也普遍的蒙受利益。
商通状元张謇，以建立实业，开盐垦，兴水利来开发通海二州，杜月笙他们以复苏交通，振兴商业而使苏北的社会经济趋于繁荣，两者都有相当的成就，如以大达公司为桥梁，彷佛也是渊源有自，一脉相承的呢。
唯一的麻烦，是士匪也要搭船，公司当局和船上人员，要保守秘密，并且予以照顾。
土匪们把达通公司的船当做是自家人的，一上船来不坐官舱也得住房舱，舱房里除了他们自己人以外，不得羼杂其它的乘客。
他们还有许多规矩，例如上船以后只消茶房送一趟茶水，马上就舱门紧闭，严禁擅自闯入。
倘有不懂「规矩」的茶房冒冒失失撞进去，搞不好会要挨揍。这班土匪乘客上船的时候，衣衫褴褛，像是瘪三，但当他们平安到了上海，「货」一脱手，回程时新衣新帽，金戒手表，统统摇身一变而为财主。
再则，高士奎高老太爷那儿，不免也添了些送往迎来，掩护招拂的困扰，土匪们塔了达通公司的轮船，到了上海，高老太爷那边不能见外，都是必定要去拜访的。
因此，高士奎便不能不聊尽地主之谊，指点指点，或者是解决困难，尤属义不容辞。
不过，这班人登门拜访当然不会空着两手，一年四季不断的收孝敬或贽见礼，高士奎因而也有了不少的收入。
杜月笙接任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派杨管北接管业务，任何人都以为他们上台一鞠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和大通公司成立协议，遏止跌价竞争，以免赔累愈深，两败俱伤。
因为，以杜月笙和杨在田、陆伯鸿双方的交情和作风，闲话一句，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得平的。
然而说也奇怪，当杨在田、陆伯鸿在蚀了不少钱后，眼见老杜上场，局势开朗，笃笃定定在等杜月笙递个点子过来，却是杜虎笙闷声不响，声色不动，丝毫没有展开谈判，讲讲斤头的任何迹象。
起先纳闷，后来恍然，杜月笙他们手条子够狠，大达公司，自从杜杨登场，情势丕然一变。
他们跟银行界交情够深，拨只电话就可以调来大批头寸，此其一。大达打开了苏北航线，开设大：兴公司，一掼下去就有三千万的活动能力。
大达、大兴、薛鸿记连成了一条线，代办货物，平安运达，立即押汇，三大业务做得热闹风光，一笔生意三层赚头，洋钿银子滚滚而来，拿这里面的赢余来跟大通公司在一条航线上拼，可以说轻而易举，不费气力。
─搓麻将掉了人又另扳了庄，大通公司今非昔比，他们看着居于下风。
于是，硬挺了一年，反倒是大通公司要叫救命了，──再赔下去就要掼倒。
于是反客为主，迫不得已的向大达提出要求，希望双方相忍为安，盘算盘算成本看，顶好是想个什么法子，打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局面，彼此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有一个绝妙的法子，但是，老朋友面前，杜月笙不便出口，他振振有词的推托：
「大达的事情，统统都是小开在管。
老兄的意思很好，但是要去跟小开商量」
只好再去找杨管北谈，杨管北的答复，使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他抓住大通方面人士的慷慨陈词，顺水推舟的这么说：
「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那么，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何不联营？
「联营？怎么个联营法子呢？」
「那还不简单，」杨管北双手一摊：「大达、大通成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
」
「双方所占的比数，怎么样算？」，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名的会计师，请他细查大达、大通过去三年的账，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
」
火并一年大通投降
大通情势危殆，唯有照办，双方请来了大名鼎鼎的奚玉书会计师，查过了账，纪录显示，在以往三年，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大达公司占百分之六十三，大通公司占百分之三十七。
照这样的比例，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不论船只吨位、新旧、设备、速率，以及包括水上、陆上所有的资产，孰者为多，孰者为少。
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要比大通超过一倍弱。
此即所谓「商场即战场」，「情势比人强」，大通说这样不能干，大达说不干就算。
几经折冲，几经谈判，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将双方所占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百分之五十五，大通公司百分之四十五。
合约签好，时值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十年的报告，请交通郡准予备案。
同时，由联营处提供保证：不分客运货运，今后决不涨价。
后来是否能够贯橄此一保证，十年不涨价呢？
也可以说能，也可以说未能。原来，早在两公司竞相跌价恶性竞争时期，有规定严格的运价，也有逐步递减的暗盘。
譬如说：连值表上订定小麦每一百五十斤为一石猪肉一百五十斤为一担为了竞争，轮船公司自愿改为一百七十五斤小麦，甚至二百斤小麦为一石，二百五十，乃至三百五十斤猪肉为一担，这是重量增加而运费不改，──变相的跌联营处一旦成立，小麦、猪肉，一律改回一百五十斤担，这是运费不加而重量恢复原状，──合理的涨
航线不断的在开辟，业务作直线式上升，旧有的轮只，渐渐的不敷分配，不敷需要。
民国二十一年间有一天，杨管北跟杜月笙说
「大达应该造一条新船了。
」
「好呀，」杜月笙也很起劲：「说造就造。」
「钱呢？
」
「借！」
「向谁借？」
「银行借。」
「那家银行？
」
「上海商业怎么样？」杜月笙略为沉吟，下了决定：「一来陈先生是你们贵同乡，一晌都很赏识你，二来我也承他看得起。
借款条件，想必可以优待。」
杨管北先去找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赵汉生，赵汉生说毫无问题，让我跟陈先生商量，怎么样的优待法。
第二天，回信来了，陈光甫很赞扬杨管北，为苏北地方做了不少的事，他说他愿以奖掖一个有为青年的心情，特别优待贷款白银六十万两。
合同上不妨如此规定：
一、利率七厘二毫半（当时银行长期存款利率为大好，贷款利率八厘至九厘）。
二、自轮船参加营运之日起，每天归还本息大洋三百元，迄本利归清为止。
三、以上所载归还本息数额，大达可以多还，上海商业银行不得多讨。
这么优厚的贷款条件，使大达公司在新造的大达轮参加营运以后，等于一文不花而按日都在还钱，因为新建的大达轮吨位大，客舱设备好，全船可载旅客二千余人，和本公司的其它轮只比较，多卖出去的票资，抵付那每天三百元的银行贷款，绰有余裕。
不过，正因为原订合同条件过于优厚，造大达轮的贷款本息相加，一天三百元的还到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仍欠法币三十万元。
杜月笙、杨管北感于陈光甫贷款之初的一片盛意，不顾因抗战之阻，将这笔钱久宕不清，在重庆时一笔拿出三十万，将此一「人情贷款」还了。
否则的话，拖到抗战胜利以后，币值日跌时期照一天三百元的规定还账，使上海商业银行蒙受重大的损失，那就未免太不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