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回我们讲一讲李鸿章。

    这一位人物虽然名字与李家上一代的名字很相像，但是却没有任何关系。

    李鸿章原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是安徽合肥人。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学好问，刚刚十七岁就考中了秀才，二十岁就在庐州被选为优贡。二十二岁参加会试，没有考中，落了榜。

    不是因为李鸿章的才学不够才落了榜，只是当时清廷**官僚，没有门路想要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年曾国藩也没有考中，为了下一榜能中，他不厌其烦地向向当时的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递送诗文，终于以锲而不舍的态度打动了穆彰阿向皇上举荐，这才得赐同进士，有了前程。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

    李鸿章就以年家子的身份入了曾国藩门下当学生，倾听曾国藩授业，终于为曾国藩所赏识，于1847年二十四岁时考中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是个啥？

    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为清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

    可想而知，并非是考中进士就能当上庶吉士，庶吉士是在翰林院中挑选出来的精英分子才可以担任，是天天行走跟随在皇帝身边的人。

    曾国藩当年走了穆彰阿的门路，方才考中三甲，也是同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二甲是进士出身，而且名次也比较靠前，真正是属于优秀生，别人家的孩子那一种类的人。

    1850年，李鸿章被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1853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举国叛乱。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

    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圣上把这难事交给我，不是我的福份，是我的灾祸到了啊！圣上命我前往团练，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灾祸转嫁给你了，我已经上奏圣上，请求调你与我一同前去团练“。

    李鸿章本是一介书生，此刻也无可奈何，只得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

    次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战绩还算不错。

    1855年(咸丰五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1856年(咸丰六年)九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李鸿章此时不过三十三岁，而且无甚作战经验，此次升迁难免会使一些久居武官之职的人不服，甚至产生忿恨，准备伺机寻找他的错处奏他一本出出气。

    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恰在此时，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去世，他赶忙请安徽巡抚福济奏报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次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1859年(咸丰九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

    此时的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可谓是一个高级人才。然而曾国藩见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才高气盛，锋芒毕露，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又李鸿章好吹牛，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就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李鸿章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曾国藩就大谈“挺“经来鼓励他进取。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拜过跟随过的老师多了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曾老这样善于教育的人，他会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而且从前我经历辅佐了那么多的大帅，都茫茫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想指示我干嘛，直到遇上曾大人，就如同遇上了指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这一段时间，师生二人可谓是鱼水之交，相得益彰。

    这其间有一段小插曲，是有关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

    这位帝师，原本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是一代有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和文学家。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职位不可谓不高，才学不可谓不深。

    然而人无完人，翁同龢最大的缺点就是心胸狭窄，气量狭小，自私自利，不顾大局。

    翁同龢有位兄长名叫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太平军到来时吓得直接逃跑，丢盔卸甲。被曾国藩参了一本《参翁同书片》。本来这事就是翁同书不对，再者若是算账也得算在曾国藩头上，然而翁同龢却不敢得罪曾国藩，把帐算在了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的李鸿章的头上来了。

    只因李鸿章在草稿中写有：臣职份所在，照例应该纠正参奏，不敢因为翁同书之门第鼎盛就思前想后地迁就他。

    曾国藩一字不改把这些话照抄照搬了。

    自此，翁同龢便恨上了李鸿章，这一恨不打紧，直恨了一辈子，直到把清廷给恨灭亡了。

    然而这师生二人的甜蜜日子也并不长久，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曾李二人发生矛盾互不相让简直是早晚都要发生的必然的事情。

    二人第一次发生矛盾是在1860年(咸丰十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国藩一起，说李鸿章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帅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现在偶然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鸿章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国藩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1861年，咸丰十一年，李鸿章奉命在安徽再次组织团练，先是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

    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

    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湘军整营拨归淮军的就有十营。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

    1862年3月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

    此时，师生二人的关系达到了巅峰时期。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

    李鸿章牢记恩师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着指着他们说是乞丐。

    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一个将军想要带好兵，最可贵的就是能征善战，等我大破敌军，吓死他们！“。

    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便尽改湘军旧制，模仿外**队，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1862年，李鸿章率领他一手创立的淮军兵分三路进军苏州、无锡、吴江等地，开始了收复苏州常州的战争。

    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

    1864年，收复了常州以后，清廷赏骑都尉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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