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大婚新政后，同治为显孝心，挪用洋务军工的款项想要重修圆明圆。

    同治此举显孝心是一方面，更重要是他想通过修建圆明圆彰显他的政绩，同时也可让两宫皇太后安心修养，不再干政，当然了，内务府在重修圆明圆的事务中可以大捞一笔，故而一直撺掇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修圆明圆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同治先是号召亲贵们捐款，不能不捐，而且不能少捐，大家逼不得已，都捐了银子。

    总共凑了十几万两，然而却是杯水车薪，只够清理一下当年被八国联军焚烧的废墟。

    怎么办？

    同治思索了一下，觉得至少得把两宫所住的宫殿修一下，好把她俩搬走，省得在眼前碍事。

    于是颁布了诏令，强调修园是出于孝道，同时申明此次“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且“因物力艰难，一切从俭”，仅将供奉圣容之所安佑宫暨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殿，并皇帝办事居住之处，略加修葺，其余概不兴修，以昭节省。

    同治帝要求“将此明白通谕中外知之”，他的意思是告诉大家不许再提此事。

    但是，十月初七，福建道御史游百川仍然再次上奏折劝谏，强调修园计划“兴作非时，恐累圣德”。

    这下惹怒了同治帝，他亲拟谕旨予以批驳，并将其革职。

    然后李鸿藻再次上疏劝谏，言辞恳切。

    同日，四川总督吴棠上折，说巨木尽已被太平军毁伐、水路运输极度困难，奏请延期办理。

    两江总督李宗羲和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接着上奏，同治气得一言不发。

    最后一位上书的是恭亲王奕。

    他联合其他亲王、军机大臣等十位重臣联名给皇帝上疏进谏，可是奏折送上去后就没了音信，无奈众大臣再三奏请要进宫面见皇帝。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同意召见奕訢等人。

    奕訢等陈述了重修圆明园的弊端后还提出了建议，不想同治帝听了很是反感。

    奕訢等还逐条解释，同治帝彻怒，说：“把我的皇位让给你坐怎么样？！”

    大臣们听后都为之惊愕，一起跪下，伏地痛哭，大学士文祥痛哭几近昏厥，最后被人扶出。

    醇亲王奕譞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

    恭亲王并没有就此停止劝谏，十余天后，同治皇帝下旨革除恭亲王爵位的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处行走，其子被革除爵位，其他一同进谏的官员也纷纷被去爵革职。

    李鸿藻不得已面见慈安慈禧，告知一切情由。

    慈禧出面制止了这场闹剧。

    她恢复恭亲王职务，并破格爵位“世袭罔替”，赏赐双眼花翎，赏领两份工资。

    慈禧又认恭王女儿为干女儿并破格加封和硕固伦公主，并勒令同治彻底停止圆明园工程，这件事终于平息了。

    然而这件事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就是贪污**的账就揭开在眼前了。

    俗话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清廷的**和贪污已经从根源上使整个国家的根基都坏掉了烂掉了，这样的政府还依然存在，是上天的懒政不作为啊！

    古人认为,天灾是上天的警示。

    光绪朝代是慈禧太后专权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

    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

    大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

    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

    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

    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旗，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1876年(光绪二年)，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正好遇到大旱，曾国荃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民众感其恩德，为立生祠。

    曾国荃开缺回籍后，心绪不佳，不久得了一场大病，直到1866年才奉清廷之谕，起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山西巡抚。

    在任山西巡抚期间，正逢晋地久旱无雨，赤地千里，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

    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来山西上任。

    那一年，正是华北、华东、西北九省发生罕见灾荒之年(时称”丁丑奇荒”)的第二年。

    ”丁丑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止于光绪四年(1878)，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光绪五年(1879)。

    农田颗粒无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

    旱情不断发展，可食之物罄尽，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

    九个省份遭灾，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是重灾区，山西最严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

    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妇女或孩子活活杀死吃掉的。

    就在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

    五月，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

    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

    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政府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

    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就是说朝廷允许他卖官筹款了。

    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

    史料记载:当年8月，同样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

    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

    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

    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

    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

    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政府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

    由此，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

    现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

    列位看官不免要问了：胡世衡到了广东是在度假吗？罗大纲是在养老吗？怎么曾国荃还能起复重用，并未受任何损失呢？

    且听作者一一道来。

    且说世衡携家带口来到广东佛山老家，安葬了父母遗骨后，隐性埋名，自此可与秀姑和孩子长相厮守了。

    然大仇未曾报完，一切还未终结，罗大纲及他的部属还在等待下一个任务的启动，他一家四口怎能独享清闲？

    排在死亡名单的第二位便是曾国荃，于是罗大纲带着春娃，世衡带着永活便再一次来到了湖南长沙娄底曾家新建的侯府富厚堂附近隐居。

    这一年正是1874年。

    自打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曾国荃于1873年将兄长尸骨带回长沙，先是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同治十二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嫂嫂欧阳夫人合葬，墓地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曾国藩门生故旧相当得多，到场举哀的人数不胜数。

    朝廷也派员前来吊唁，赐谥曰文正，世人都称曾文正公。

    曾国荃由于追剿捻军无功而返，被摘去顶戴，在家赋闲。

    这正是动手的好时机。

    罗大纲本欲使春娃和永活再次潜入曾府，无奈二人年纪已经长大，曾府所招男仆均为十三岁以下的少年，春娃和永活如今都已经长成一个壮大小伙子，若是应招，只能去充家丁。

    而家丁是主管巡逻和外出的，分不到各房中去，无法结交下人，想要查探曾府底细十分受约束，倒不如自由身来去方便。

    虽然如今来去方便，但是曾府门第高深，面积广大，想要摸清情况十分不易。

    却原来这勇毅侯府共分为几大部分，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这富厚堂为当年曾国藩及妻子儿女所住的地方，而有恒堂则为曾国荃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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