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盛宣怀，不得不得到清末一位非常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时期著名的徽商和红顶商人，其财产可以“富可敌国”形容。

    胡雪岩早些年开创胡庆馀堂中药店，后来依附左宗棠，为左宗棠筹办军饷器械，创办福州船政局。

    可以说，在左宗棠打赢的那些战役中，都有胡雪岩的功劳在。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

    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宗棠与李鸿章有极深的矛盾。

    这就是胡、盛争斗的缘由。

    盛宣怀采用了直击要害的手段，使得胡雪岩的财富大厦在短时间内迅速倒塌，一败涂地。

    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以此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

    盛宣怀通过掌握胡雪岩买卖生丝的情况，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客户群大量出售。

    同时，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

    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

    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万两了。

    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借的80万两借款已到期，这笔款虽是帮朝廷借的，但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

    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

    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办。

    盛宣怀已事先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

    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

    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先补上窟窿。

    他通过内线，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趁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人们纷纷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

    上海挤兑，胡雪岩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

    邵友濂却叫下人称自己不在家。

    胡雪岩这时如梦初醒，想到了发电报给靠山左宗棠求救，可电报又被掌握着电报局的盛宣怀扣下了。

    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亲自去上海道台府上催讨，邵友濂避而不见。

    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

    不想风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门前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门框被挤歪。

    虽然，最后左宗棠也出马挽救胡雪岩，按簿查询对账发款，可此时大势已去，一代首富胡雪岩最终破产，惨死于一个荒郊野外的小屋里，成了李鸿章与左宗棠矛盾的牺牲品。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

    那么，究竟左宗棠与李鸿章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致胡雪岩于死地呢？

    前文曾说过，在剿灭太平军的时候，李鸿章怕得罪曾家兄弟，不敢抢功，然而坐视天京战役迟迟未决而按兵不动，朝廷对李鸿章的意见很大，李鸿章忽然就转而攻击左宗棠的战场浙江，一下子惹恼了左宗棠！

    后来二人在剿捻的战场上再次发生了分歧，左宗棠战西捻军，李鸿章战东捻军，不意西捻军逃至李鸿章战场，李鸿章就指责左宗棠指挥战斗不力，二人在朝堂上就争吵起来了。

    在朝堂上，左宗棠和李鸿章政治立场对立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两个小小的矛盾。

    左宗棠、李鸿章两人的正式交锋则是众所周知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当时的中国面临帝国瓜分，沿海和边疆都领土告急，于是1874年清廷要求各位重臣就塞防与海防各抒己见。

    重臣们的意见主要分成两派，一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海防是国防中心，另一派则以左宗棠为首，提出“海塞并重”。

    最终，左宗棠用他的见识和担当说服了朝廷，做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决策。

    在左宗棠率军平定西北过程中，与不计私怨鼎力支持的曾国藩不同，李鸿章对左宗棠多有掣肘。

    左宗棠劳苦功高晋升为“二等恪靖候”，并以东阁大学士头衔入朝进军机处，成了朝中重臣，也成了李鸿章的头号对手。

    在李鸿章回老家“丁忧”时，位高权重的左宗棠将李鸿章派系的官员打击了一番，或开除或贬谪。

    “丁忧”期满后的李鸿章对此非常恼火，决定以牙还牙，便拿胡雪岩开刀，因为“倒左必先倒胡”。

    胡雪岩是左宗棠一手扶植起来的全国首富，平定西北也给了左宗棠强大支撑，可谓是左宗棠的“经济基础”。

    左宗棠为主战派，李鸿章为主和派，并且因为李鸿章签订了不少的条约，所以受到左宗棠的憎恨和厌恶。

    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自然要助他一臂之力！

    清末四大名臣之左宗棠左公，大约是这一时期为人们所称颂的唯一一个救国救民有所建树且清正廉洁的名臣了。

    就这样，失去了胡雪岩在经济上的帮助，左公的光复大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滞！

    1862年，李鸿章年已四十，膝下无子，将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李经方过继为嗣。

    过了两年，李鸿章生嫡子李经述，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

    后来李经方与李经述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读书，李鸿章委托洪汝奎为他们代聘名师，潜心科举。

    后还随朱静山、白狄克学习英文，极得李鸿章的喜爱。

    当年少诚蒙严县令推荐想要进京拜访他时，他还随李鸿章在天津读书，连个举人都还不是。

    直到1882年八月，李经方江南乡试第38名举人，分省补用知府。

    考中举人后，捐钱以知府分省补用。但他未到外省候补，留在北洋大臣衙门，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宜。

    十二年(1886年)夏，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赴英，担任参赞。充任出使美国大臣参赞官，分省补用道，加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补用道，军机处存记。

    此是李经方31岁，只不过是个举人身份，未有尺寸功劳，平步青云升至二品参赞官。

    虽然李经方的外文学得不错，但是如此破例高升，只怕在清廷中还找不出第二位吧！

    水师中还真有一位值得用民族英雄来称谓的名将，就是邓世昌。

    邓世昌出生于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曾经在广州及天津、上海、武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学完小学学业。

    父亲邓焕庄是一个非常开明进步的绅士，他觉得，无论将来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还是从事别的事业，都必须学习洋文，进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

    于是他带世昌到上海进了教会学校，师从欧洲人学习英语、算术。

    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极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

    洋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

    1867年，沈葆桢出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同时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

    学堂开始招生，生源主要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16岁以下学生，后由于生源不足，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并将年龄要求放宽到20岁以上。

    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

    开明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邓世昌回到广州，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考取驾驶专业。

    驾驶专业学生除学习英语、数学外，还学习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经五年堂课学习后再进行二年舰课实习后方能毕业毕业。

    1877年2月，邓世昌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

    李鸿章为兴办北洋海军，派马建忠去考察、招收水师人才。

    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蚊炮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的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还多次与邓世昌交谈，对此马建忠给予很高评价。

    马建忠经考察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

    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同年夏天，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海军，任”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底，北洋水师在英国定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英国的著名工业城市，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宏伟壮观场面;他游历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看到了一艘艘各种巨型战舰，领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什么模样。

    他学习研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看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巨大差距。

    他学习研究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仔细寻找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

    他到了格林尼治，参观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这座旧日的王宫，如今是世界海军的圣殿。

    船史陈列室里模型铁舰、三桅帆舰，以至古老的单层甲板木船，浓缩了人类征服海洋和在海洋上进行过鏖战的历史。

    在回廊的墙上，他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是曾数次击败拿破仑舰队和一举歼灭法兰西联合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

    他还专程去过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瞻仰了海军名将纳尔逊高大而逼真的雕塑像。

    他认真考察西方海军情况，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将这些军事装备和训练方法细心地加以研究，取其长，为己所用。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丁汝昌而言，邓世昌虽然职位偏低，然而他却熟悉海战，了解战船，对海军军事技术和装备了如指掌，这为他以后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知识储备。

    胡永活进入水师后，正是在邓世昌的带领下学习水手和海军的各项技能的。

    虽然说永活身负重任，然而随着愈来愈多的接触，他对邓世昌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由衷地产生了敬佩和崇拜之心。

    1880年7月，李鸿章奏准创办天津水师学堂。11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李鸿章的直隶水陆大将以及洋务企业帝国的雏形就渐渐地形成了。

    整个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一人创建的工业企业、矿山和通信业、交通业以及纺织业的各种工商业遍地开花，全国一共有四家大型军工企业中，他一人独占三个。

    无疑，他拥有了整个大清最强劲有力的财富，掌握着大清的经济命脉。

    那么，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必须要理清一下，当年清政府如此**，还不停地遭遇自然灾害，不停地向列强割地赔款，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资金量来办这些企业呢？

    到底筹建北洋水师花了多少钱，钱又用在哪些事情上了呢？

    尤其是军工企业，简直是花费巨大，北洋水师向外国订购的军舰，大多是向英国德国订购的。

    当时的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海军军事十分发达，当然造军舰的能力也特别强，他们所造的军舰也特别贵。

    后来李鸿章转向德国美国订购军舰，再加上海防基地建设，自1874年开始筹建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共花费了约有四千万两白银，平均一年约二百万两白银。

    从金融体制上看，清朝中期以后实行的是从明朝继承而来的银本位制，主币是白银，而且是银两，国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不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准备金制度和杠杆效应发行信用货币，政府没有钱，能想到的就是加捐加税。

    当时也有钱庄和票号这样的金融机构，但它们与近代银行有很大不同，钱庄、票号一般规模较小，经营上以家族管理为主，业务仅限于国内或某个地区，借款利率较高，向它们借款的人多以应急为主，很少用于生产性资金周转，这些特点决定它们无法代替银行的作用，也满足不了政府大宗借款的需求。

    维持政府运营需要钱，巨额军费需要钱，办洋务也需要钱，省吃俭用无济于事，加捐加税也有极限，没有自己的银行又不能举内债、不能印钞票，清政府最后只剩下了一条出路：向外国银行借款。

    据统计，晚清时期朝廷累计举外债85笔，金额高达37亿两，这些钱不仅需要支付8－10的高额利息，而且许多借款都以关锐、盐税、路权作抵押，在金融控制权被外国银行掌握后，清政府的财政大权最后也拱手相让了。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辉煌好看，其实都是纸糊的，一捅就破。

    就像李鸿章自己评价自己的水师“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情，一是练兵，二是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

    最贵的军舰应该是1885年向德国认购的铁甲舰定远、镇远舰，平均一艘是175万两。

    这铁甲舰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一度也让日本闻风丧胆，畏之如虎，在差距悬殊的状态下，日本开始筹集资金取而代之的是疯狂扩充海军用以备战。

    然而军舰不是只买了就行，还得养护，练兵，制造弹药，所以每年的花费还是相当大的。

    我们知道李鸿章的军队最初是由淮军开始起家的，淮军是怎么建成的呢？

    那是1861年，太平天国向上海进军，上海清军不能作战，英国侵略军增兵又未到。

    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驻安庆，上海地方官派代表向他求援。

    当时的上海乡绅曾经自己募捐了六十万两银子，请曾国藩招兵买马成立淮军保护上海。

    曾国藩起初把任务交给了左宗棠，不知为何，左公不肯干。

    于是曾国藩又改命李鸿章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即为淮军。

    所以说淮军的成立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李鸿章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作者题外话】：早年间看过胡雪岩传，对此人有些了解，确实是经商的奇才，他投靠左宗棠本为着官商勾结，好使生意更兴隆，然而也不排除他身为一个商人的爱国热情，凡左宗棠所指，他无不执行，为左公的征战沙场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一位豪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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