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卢安克是德国人。过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国广西山村，陪伴着当地的留守儿童。

    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博客首页，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

    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都是关于教育的，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他离开了；二〇〇一年开始，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

    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老范常常能用直觉捕捉我需要长时间分析才可以达到的点。

    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桂西北多是喀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见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时候，小镇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卖肉摊，屠夫持刀待沽。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孩子会叫“奶奶”了，还没叫过“妈妈”。

    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他将近一米九的样子，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晃晃荡荡挂在身上，有点脏了。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睫毛几乎是白的，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更瘦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也随着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问我们叫什么，只是微微笑着，转身带着我们走。

    这个时候，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对不起那个扛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

    我尽量找点话说，卢安克有问必答，答得很简单，不问不说。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放下吧”，也太刻意——这么一转念，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

    学校上一年为了迎接上级“普九”检查，刚翻修过，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窗户，没有操场。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呼啸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

    摄像放下机器问我：“现在拍什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入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扛着东西僵着。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吗安克？”我说。

    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凳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

    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

    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根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厅当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

    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

    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掩饰一下。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就问：“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你愿意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

    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

    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

    “什么？”

    “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趣÷阁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趾。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卢安克忽然说：“昨天……”

    我抬起头看着他。

    “……我们去那孩子家，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是。昨天晚上还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但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就问她。”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说不会的，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我说不是，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卢安克说：“他怪我带你们上来，说要把我杀了。我也觉得对不起他，就跟着他跑下去了。”

    天哪。

    我说：“我很自责，我觉得我做错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觉得就可以。”

    他看着我，因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两手交握在膝盖前方，看着我，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

    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

    我问他，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挣钱，不谈恋爱，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

    他笑了：“有比这更大的乐趣。”

    “什么乐趣？”

    “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能举个例子吗？”

    他又笑了：“昨天弟弟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也是乐趣，我观察他对你的反应，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况你无能，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情况，这也是乐趣。”

    我也笑起来了。

    按理说，被人洞察弱点，是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我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采访已经无所谓了，镜头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熟的故事，说了挺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很羞涩，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偷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走在村里，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眯眯笑。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没人斜眼觑之，也不上来搭话，两相无事。

    采访间歇，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肥羊肉片，炒各种羊腰子、羊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喝几杯粗脖子通红，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劝法强悍，但不劝卢安克。

    这里土地瘠薄无法保水。大石山区还有人用一根铁丝，从高处山岩石缝中将一滴滴水珠引进山脚下的水缸里。老百姓在石头缝里种出来的玉米才一米高，结出的玉米棒还没有拳头大，常常只用来酿苞谷酒。我们在路上多见到醉汉，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现在他与这些人“互相理解”：“他们也不再劝我酒。”

    卢安克从汤里拽了几根青菜吃。村长跟他老婆说：“去，给卢老师炒个鸡蛋。”

    他不吃荤，平常吃的跟他的学生一样——学校太穷，各家也是，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两块钱，孩子每天的午餐盒里，米饭上只盖着一个菜——红薯叶。十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岁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经想买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线袜子寄给卢安克，因为村里买不到合适他大脚的袜子，但他不同意，认为给这里任何东西，都会让学生之间不平等。

    他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活着，每个月一百块的生活费。

    饭桌上我提到，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要给你开工资。卢安克拒绝了，不加解释。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

    我问他：“你不喜欢物质吗？”

    “不是不喜欢物质，我喜欢自由。”

    他四十多岁了，在广西山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一个人走在山里，有时困了就睡在山头。

    我在傍晚走过这里的山，南岭山系从西南倾斜下来，山高谷深，红水河在陡峭处不是流下来的，而是整条河咆哮着挣脱牢笼从高处跃下。天快黑的时候，庞大的山脉乌沉沉无声无息，红壤上草木森森，浓烈刺鼻的青腥之气，偶尔可见的一两星灯火让人更感到孤独。

    我问他：“你想要爱情吗？”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心里一紧。

    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

    我问：“可是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是不一样的。一种能放开，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我可以从智力上理解这句话，但人性上我抵达不了。我问：“这样的自由你能承受吗？”

    他微微一笑：“我愿意。”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能够不受人类天性的驱策，找他的经历来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国汉堡。小时候，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都不反抗。他写过：“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父亲四十五岁时，为了教育他们兄弟俩，由工程师改做老师。常有人对他妈妈说，这两个小孩太不现实、太虚弱、总做白日梦，要求妈妈把他们的弱点改掉，但父母不急于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让他们发展下去——兄弟俩过生日，得到的礼物只是一些木材，他们用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创造的模型。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

    他也要参加中考。外语没有及格，他干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厂做学徒，自己设计帆船，参加国际帆船比赛，“我这么喜欢玩帆船，是因为在玩帆船时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这就是帆船在行进时对于风、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在闭上眼睛时特别能发挥出来。”

    之后，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入学，没有基础知识，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教授们的看法是：“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缺少的是创造性。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识，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

    他不通过高考就进入了大学。

    设计飞机模型时，他没有画图或计算，也没用过电脑，只是去体验和感受风流通的情况：“整个形态是我们做模型时用手摸出来的。我们做出来的飞机是一架世界上飞行距离最长的滑翔机。可见，如果得到了对于力学等本质的感觉，就能直接感觉到弱点在哪。”

    毕业后他不想挣钱，父母担心他没有生存的能力，他做了一份装卸货物的工作，每天扛三千个大包，做了两个月，父母说这样太可惜了。他说：“为了钱做是可惜的，不是工作低级可惜。”

    父亲说：“那你可以为别人服务了。”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

    他回身潜入人类内心，相继在德国和巴西从事教育志愿者工作，作精神科学的研究。

    一九九〇年，他来到中国，想要留下来，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狂热辞句，只说：“德国一切都完成了，中国才刚刚开始。”

    但之后十年，他遭遇了一连串“失败”。

    最初，对志愿者管理不严，不需要教师证的时候，他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想教“好的而不是对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够造这样的句子：runli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