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kmt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议》，中**队不得在上海市内驻扎。但是kmt的特务机构还是可以在上海市内活动的。蓝衣社在上海也是有公开的驻地的，挂着大匾额的那种。

    这天一早，蓝衣社上海分部的负责人余乐醒刚刚在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端起秘书给他泡好的茶，又打开了当天的报纸，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谁呀”余乐醒问道。

    “余区长，是我，严醉。”外面传来了严醉的声音。

    严醉是余乐醒的妻弟，他进入蓝衣社就是余乐醒介绍的。

    “进来吧。”余乐醒说。

    门开了，严醉走了进来，向余乐醒敬了个礼道：“区长，我们接到了一个消息，有人想要和我们谈一笔买卖，他有关于匪谍的情报要卖给我们。”

    余乐醒一听，立刻放下手里的报纸道：“消息可靠吗消息的来源证实了吗”

    “是从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那边传来的消息。”严醉说，“听说他们手上有一个误入乱党的人，现在他想要退出，拿一大笔钱去外国过日子。这个人说他手上有情报，但是他信不过我们，所以通过巡捕房想要把这些情报卖个好价钱。”严醉回答道。

    余乐醒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你先和那边接触，看看那个家伙是真的手上有货，还是个骗子。总之，我们要干点成绩出来，才能对得起上峰的信任。”

    余乐醒原本是人民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人民党的元老之一。他1919年来到欧洲，学习机械和化学，伍豪等人在1922年在法国组织旅欧中国**青年团的时候，他就是成员之一。1924年伍豪等人离离开欧洲回国之后，他还一度担任过欧支部的执委。说起来在欧洲的时候，他也是听过李谦的数学课的人之一。此后他又去苏联东方大学接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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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之后，他还和伍豪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只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在行至广东潮汕一带时，遇到优势兵力敌军的围攻，部队失败。

    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定的革命者没有退却，继续奋斗下去，余乐醒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私拿部队黄金作了逃兵。据余乐醒后来写给伍豪的信中说，他因为当时看到部队在溃散，觉得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私自决定脱离部队，甚至“当时无便衣，结果乃取勤务兵之便衣之”，然后他以伍豪“病重，正在茅棚下酣睡，弟不忍再扰我兄也”为由，不辞而别。

    同时，他手边还有一批李立三交付保管的黄金，在他出走时也一并带到了上海。及至后来伍豪也到了上海，召余乐醒谈话，余乐醒才承认“此次出走，手续上有错误，不应将金器带走，愿接受学校（指党组织）的处罚”。但在写过这封信后，余乐醒再也未和**组织联络，已成为事实上的脱党分子。

    在脱党之后，余乐醒觉得凭自己在巴黎工业大学学到的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用怕了。他先是在上海办了个汽车专门学校，教授汽车的维护。后来又应杨虎城之邀，担任了陕西省机器局的副局长。陕西省机器局名为机器局，实际上是杨虎城主持陕西政局后建立的一所规模庞大的军火企业，专门为杨部生产枪炮、弹药，是在冯玉祥驻陕期间建立的几家兵工厂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综合性企业，杨虎城委派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的连瑞琦为局长，负责筹建工作，余乐醒担任他的助手。对于出身机械专业的余乐醒来说，这个地方倒也算是学有所用。

    但因机器局系新组建，主持者经验不足，在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每月花费10万元的经费，却生产不出5万元的产品，所以到1931年的下半年，杨虎城撤换了连瑞琦的局长职务而由自己亲兼，余乐醒也只好辞职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余乐醒没有再去搞汽修学校什么的了，而是直接加入了由戴笠主管的蓝衣社特务处。

    考虑到当初一处那边在收罗了一群前人民党员后，赶出了不错的成绩，所以戴老板对于前人民党大佬余乐醒也是非常的重视的，非常希望他能够做出点成绩来，好让自己扬眉吐气。

    前任的上海区区长翁光辉正好出了不忠于戴老板的问题。这位黄埔三期的学长觉得自己不应该屈居于黄埔六期的小学弟之下。在弄到了一份关于红军部署的情报之后，他没有告知戴老板，却绕过戴老板直接跑去了九江，准备将这份情报直接交给常校长。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戴老板在他身边安排了人。结果，当翁光辉在九江码头上一下船，迎头就撞上了等在那里的戴老板。然后翁光辉就被戴老板扣了起来，差点丢了命，，至于职务，当然也被撤了。

    既然上海区的区长空出来了，戴老板便让余乐醒担任了这个职务。甚至于还将上海站升为华东区，任命余乐醒做区长，这也是余乐醒在戴笠手下仅有的负责一个地区特务工作的经历。戴笠对出身人民党的余乐醒寄以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扭转对人民党情报不灵的局面。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余乐醒这个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他的领导，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多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

    但是余乐醒和中统的那些前人民党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虽然也算是人民党早期的高层之一，而且也在苏联接受过培训，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地下工作的经验，在苏联虽然学了些理论知识，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践过，所以就干这种事情的能力来说，他的能力远远比不上一处的那些家伙。这段时间以来，他在上海的工作也没有打开什么局面，这也让余乐醒自感压力不小。所以哪怕是很担心那边会不会是个骗子，但余乐醒也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他便让自己的妻弟严醉好好跟踪这个事情。

    到了第二天下午，严醉回来报告，说是通过中间人和那人进行了联系，那人提供了一个情报，说是在复兴社杭州站当中，就有好几个人都是匪谍。

    “他说出了名字没有”余乐醒赶紧问道。

    “他给了我一张照片，说是算是见面礼，这张照片就不要钱了。他说这只是个小人物，后面还有更大的人物。但是他后面开价很高。”严醉回答道。

    “他说了自己的身份了吗”余乐醒又问道。

    “没有，巡捕房的那个人嘴也很紧，不肯说出他的身份，只告诉我，那人身份很高，知道不少东西。只是他不愿意在国内再参与这些事情了。”

    余乐醒想了想，知道人民党内现在出现了不少内部问题，比如说因为肃反，大规模杀人什么的，说起来对鄂豫皖匪区的进剿，如果不是因为鄂豫皖的匪军自己杀了自己不少人，还真未必能这样顺利。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人民党已经换了几套班子了。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高层，现在处境困难，理想破灭的，肯定也会有。所以，这件事情还真的有可能。

    “他为什么不去找一处”余乐醒还保持着怀疑继续问道。

    “他说他和一处的人有些私人的恩怨。但是具体的他不愿意说。”严醉回答道。

    这一点倒也能说得过去。一处的一些人，本来就是从人民党那边过来的，杀起人民党来也最厉害，这里面自然免不了杀了人家的亲人什么的事情。即使这位自己也打算当叛徒了，他也不见得会待见那些杀害了他的亲人的人。所以他更愿意将这个功劳给二处，这也是说得过去的。

    这样想了一想，余乐醒便道：“那张照片给我看看。”

    严醉应了一声，便将手边的一个文件袋打开，将一张照片拿了出来，递给了余乐醒。

    余乐醒接过照片，戴上眼镜细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一张集体照，照片上有十多个人，因为照片拍摄的时间久了一点，图像已经有一点模糊了，不过余乐醒还是轻而易举地认出了这里面的几个人。

    “这个是赵国富，这个是彭湃，这个是李德胜……我认识的就这么多了。这个背景……好像是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

    “区长，左边后排第二个，按那个人的说法，叫做张立本的，如今就在杭州站的行动科，当一名副科长。”严醉在一边补充道。

    余乐醒便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又回想了一下，然后对严醉道：“上次我们去杭州，好像见过他，你还记得吗”

    “记得，杭州站行动科的副科长，他现在叫张道生。”严醉回答道。

    “‘本立而道生’。一个原本参加了乱党的人，只要幡然悔悟，我们也还是给出路的，他也还是可以为党国效力的。”余乐醒说，“不过如果他刻意隐瞒参与乱党的经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惜当初乱党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资料都已经遗失……要不然调出这些资料对照一下……嗯，你跑一趟杭州，把这个人控制起来。行动一定要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