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冬冬的具体年龄不清楚，目测在29到39之间浮动：若衣着得体、妆扮相宜、心情也不错的话，看上去30不到――这种时候很少，程霞婚礼那天算是；衣着马虎、妆扮潦草、心情又差的时候，说奔四也不为过――平常就是这种状态。

    通常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容光焕发，眉目含情，郑冬冬却一副干旱少雨的模样。对她的说法我半信半疑。三年不吃肉，得多大的定力。

    程旭东讲过一个段子，说是上世纪70年代末，广东省委派工作组在全省调查，结果在中山一个偏僻乡村发现，全村男人集体逃港，只剩村长没逃。。

    这我信，我的老板黄国强就是逃港大军的一员。那时候粤港两边差距太大，这边整村整村地往那边逃。

    “你说，村长为什么没逃？”程旭东问我。

    “村长党性高，原则强吧？”我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

    “错，村长是个瘸子，游不了泳。”

    程旭东说，村里男人逃光了，50多岁的瘸腿村长成了宝，村里大姑娘小媳妇争着和村长睡觉。村长被一班娘们惯得架子越来越大，到最后，想让村长上门，还得准备一桌，谁做得好吃，村长才去谁家。

    讲到这儿我就不信了。要说一两个寡妇偷腥，正常；说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哄抢瘸腿老村长，打死都不信。

    程旭东不跟我争，下回见面，甩过来一张特区报，说，你自己看，我有没有夸张。

    别说，报纸上还真这么写的，程旭东一点没有夸张。报纸上说，通常，这种事情会归结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上，但这次犯了难，如此偏僻如此贫困的乡村，村民根本接触不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只能说是人性，人性使然。结论是，贫困使人性扭曲。工作组向上头汇报，上头又向上头汇报，上头的上头一锤定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才拉开了开放的大幕。

    偏僻乡村只有一个瘸腿老村长，深圳可是遍地男人，三年没吃肉，是不是夸张了点？

    “你不信？”郑冬冬走到床头，翻出一个粉红色的纸盒子，递到我面前，“有时，实在熬不住了，就用这个。”

    盒子上画着一个外国壮汉，不用说，也知道是什么。

    不知怎地，我心有点疼，就像从阿梅那儿得知小方不敢出手时，那种感觉。

    “收起来吧，今晚好像没必要用这个。”我尽量轻松地说。

    “要是遇上太监，那还得用。”她莞儿一笑。

    “你都摸过了，是太监吗？”

    “看表现吧。”

    借着酒意，我俩说了很多荤话，试了很多姿势。梅开二度之后，我挣扎着想上演帽子戏法，被郑冬冬按住，她拿纸巾擦拭我汗津津的额头，说：“有好吃的也不能一下子吃撑喽，来日方长，不急这一时。”

    我说我有女人，她说我注意你很久了，不可能有。我问她，凭什么说我没有，她说，咱们一起吃饭，无论吃到多晚，都不见有电话找你，有女人会是这样吗？

    说得也是。

    我问她：“你男人呢？”她脐下有剖腹产的刀疤，应该是结了婚的。

    郑冬冬苦笑：“几年没见人，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早料到她的故事没那么简单，果然如此。实在太困了，也懒得问了，就那么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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