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与欧美列强签订各式各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除了大批有识之士看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之外，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有海无防会严重威胁到其对于整个国家的统治，为此，便下令兴办水师，以御外海之敌。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办，晚清末期的中国先后共创办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近现代化的水师，其中又以“北洋水师”的实力最为雄厚，除了拥有两艘吨位最大的铁甲舰之外，还配备了多艘从国外进口的先进巡洋舰。

    但对于清政府来说，他们只能花钱买这些来自国外的先进军舰，但怎样维护、怎样操作以及怎样训练军舰上的士兵，这一切跟近现代化海军有关的东西还都要请教西洋人来进行教学练习。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北洋水师当中有众多高薪聘请而来的洋教官，而本章将要讲述的内容便是定远舰上的洋人琅威理与管带刘步蟾关于升旗之争。

    先来说说英国的海军军官琅威理吧。

    似乎在琅威理的人生中就已经跟近代的中国海军结下不解之缘，早年的琅威理在14岁就进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学习，16岁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大英帝国的海军舰队实习，此后一直任职于英国海军。

    直到1862年，由于清政府此前的“亨利·华尔购舰”事件的缘由，此次清政府恭亲王奕则委托在广州任职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返英准备购舰事宜，这也就是后来的“阿斯本舰队”。

    为此，英国政府当即展开了造舰事宜，并希望通过这支“英中联合海军舰队”来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1863年，20岁的琅威理作为“阿斯本舰队”的一员第一次来到中国。

    但由于整个“阿斯本舰队”是英国政府用来密切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也就是说清政府对于花巨资购买来的“阿斯本舰队”根本没有直接管辖权，而整个“阿斯本舰队”以及阿斯本本人也拒绝接受中方相关政府人员的直接管辖。

    就此，中英双方不欢而散，最终整个“阿斯本舰队”以清政府亏损七十多万两白银而告终。

    而朗威理原本可以在中国海军中第一次任职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在跟随“阿斯本舰队”回到英国之后，琅威理又继续在英国海军中任职。

    时间转瞬即过，到了1875年，李鸿章通过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船厂订购了四艘小型“蚊子船”，分别于1876年和1877年交付给中国。

    时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又请朗威理率领舰队前往中国，在到达中国之后，朗威理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接受了英国政府派遣，在香港等地管带军舰，这也是琅威理第二次来到中国。

    期间，在1878年琅威理又被任命率领清政府从英国新订购的四艘大型“蚊子船”前往中国天津，在完成此次任务之后便继续折返回英国。

    但他的此次中国之行却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李鸿章开始委托在英国的驻英公使曾纪泽为北洋水师寻找一名合适的外籍教官，在经过赫德、金登干等人对朗威理的极力推荐之下，李鸿章在看过琅威理对海军的几次调阅操演之后，也与他商谈回国之后向英国海军部请假来中国工作。

    1882年，在经过几年与英国海军部的互相调停之后，琅威理便来华任职，为北洋水师总督察，并授予提督衔，实则是徒有虚名，授提督衔只不过是加以虚荣罢了，北洋水师真正的提督之权还是牢牢掌握在丁汝昌手中。

    在琅威理任职期间的1886年8月，北洋水师在日本与岸上的警察平民爆发冲突，史称“长崎事件”。

    此时的琅威理认为北洋水师的实力远胜于日本海军，应该占据优势立即向日本海军发起进攻，便随即发报请示李鸿章力请此时对日开战，但李鸿章拒绝了他的条件。

    此后，琅威理又在1887年接受李鸿章的调遣，前去英国和德国接收新式巡洋舰“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前往厦门与丁汝昌会合。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

    以丁汝昌为提督、琅威理为副统领，期间琅威理一直想全面控制舰队，但清政府出于对他的不信任，舰上的官兵也对他的严厉要求感到极其不满，直到1890年3月琅威理与北洋水师的矛盾开始激化，最终愤然辞职。

    刘步蟾，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旗舰管带。

    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第一批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30名学生乘坐船政局“济安”号从福州启程前往香港中转换乘外轮前往欧洲留学。

    当时的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主要留学地点是英国和法国，前往英国留学的则是驾驶学堂驾驶专业的毕业生，而前往法国留学的则是制造学堂制造专业的毕业生，而刘步蟾则属于前者。

    他幼时就聪颖异常，少年时便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沉毅果敢，尤其喜欢深思。及至长大，更有豪爽甚至不可一世的气概。

    这批长着长辫子的中国学生开始踏上了前往海外的留学之路，船首先停靠在了法国的马赛，制造专业的学生便在此下船准备去法国学习制造，而剩余的驾驶专业的学生则继续前往英国伦敦。

    与刘步蟾一同前往英国学习的有后来的北洋舰队左翼总兵林泰曾、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北洋舰队“靖远”管带的叶祖珪、“经远”管带的林永升、“济远”管带的方伯谦、“超勇”管带的黄建勋、“康济”管带以及后来曾任海军统制、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的萨镇冰、“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人。

    其中，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在内的三人在抵达伦敦之后，就直接被派往英国地中海的铁甲舰上实习，其余九人则参加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结果以严复为首的六人通过考试被录取，其余落选的三人最后也被派往英国铁甲舰上进行实习。

    1879年，经过英国海军部的考核，刘步蟾等人以优异的成绩回国。并在1885年又被派往德国驻厂监造“定远”、“镇远”、“济远”三艘军舰，期间又学习研究枪炮、水雷等技术。

    1885年秋，刘步蟾等人将“定远”为首的三首军舰顺利接驶回国，在天津的大沽口港内，刘步蟾当即被任命为“定远”号铁甲舰的管带。

    事情发生在1890年北洋舰队停泊于香港过冬期间，一日，提督丁汝昌因事率领部分海军将士出巡海南。

    按照惯例，旗舰“定远”上撤下了丁汝昌的总督旗帜，取而代之挂上去的则是刘步蟾的总兵旗来代替。

    琅威理见状，便发火大怒，质问刘步蟾说：“丁提督虽去，但我还在舰上，为什么要撤下提督旗”。

    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兼任旗舰管带刘步蟾就此次撤旗事件与外籍顾问琅威理展开了激烈争执，刘步蟾回复他说：“根据《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本舰上管带是我，我是右翼总兵，且是最高统帅，自然是悬挂总兵旗。”

    刘步蟾仍然坚持悬挂总兵旗，并不愿意升起提督旗。

    最终双方互不相让，于是便告到了一手创办北洋水师的李鸿章那里。

    在李鸿章看来，他认为整个北洋水师管制只有一个提督、两个总兵，提督因事离舰，那么必然要升起来的便是总兵旗代替，而并不是像琅威理认为的那样，还依然悬挂提督旗。

    琅威理因此事感到倍受侮辱，恼羞之下，愤然离职而去。

    在此次升旗与撤旗事件中，李鸿章支持了刘步蟾的所作所为。

    回国后的琅威理在英国政府面前宣传了他在北洋水师受到了侮辱的经历，为此英国政府决定撤回在华所有的海军顾问，并决定不再接受任何来自中国的海军留学生。

    在琅威理从北洋舰队离职之后，整个舰队的训练状况日益松弛，军纪也因此不如从前，这也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伏笔。

    除了琅威理的这次离职事件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对此次事件倍受关注，那就是之前极力向李鸿章推荐琅威理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赫德认为，如果琅威理不来中国的话，北洋舰队的整个控制权可能就会落入到德国人或者美国人的手中。

    换句话来说就是，琅威理除了成为整个北洋舰队的军事顾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他同时也代表整个英国政府来掌控和操纵整个北洋舰队的大权而来。

    当琅威理不满足于受丁汝昌统领之下时，赫德曾一度劝导他要顾全“大局”。

    当1890年6月，琅威理愤然离职过后，赫德曾坦白，琅威理的离职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打击，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力争将整个北洋舰队置于英国手中的愿望，也就此落空了。

    很显然，琅威理除了作为北洋舰队的外籍军事顾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为英国海军的人员帮助英国政府控制整个北洋舰队。

    但由于刘步蟾对于琅威理关于升旗之争的坚决抵制，迫使其不得不辞职，而英国政府利用琅威理来控制整个北洋舰队的设想也就此破灭。

    在本次裁减中，志航被调离靖远舰，调往旅顺基地，少捷被调往旅顺威海卫基地。

    只有永活依旧跟随师傅邓世昌，驻守在致远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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