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随即接收了从德国和英国订造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等主力舰，共花费800多万两白银。

    加上其他军舰、辅助船、枪支弹药的费用，以及威海卫、天津、旅顺等基地的修建和招兵买马的费用，一共花费2000万两左右，北洋水师也一举成为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一只海军力量。

    1891年，在户部尚书，即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主张下，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李鸿章只能通过在天津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炮弹。

    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举步维艰。

    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于开平煤矿。

    丁汝昌曾向开平煤矿的总办张翼写了一封信，讲述发往水师舰队的煤中煤屑散碎，烟重灰多，很难发挥作用，导致军舰的动力不足。

    但是张翼根本不予理会，一是北洋水师的报价太低，根本买不起优质煤，二是朝廷大员和张翼多有瓜葛，甚至连直隶衙门也有开平煤矿的股份，丁汝昌根本拿他没办法。

    随之而来的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

    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锅炉，但是局限于户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

    当时靖远舰上的锅炉汽管本来就都有些老旧，经震动后，多处都有渗漏，急需要更新换代了。

    三是炮弹问题，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多是天津机械局生产的实心弹，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的。

    战舰无法更新，原有战舰上不止济远舰火炮尚未齐备，经远、来远尚缺尾部主炮，定、镇两巨舰，应添快炮六尊，威远前膛旧炮，不甚灵动，同时北洋水师也买不了新的战舰。

    而日军在甲午战争前以国赌运，购买了大量新式战舰，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

    例如北洋水师1889-1890年预算一百三十万两，只能维持日常开支，无钱更新舰艇武器。

    1890年建成的旅顺海军基地花了三百万两。

    海军衙门是清朝一个新设的中央级洋务机构，虽冠以海军之名，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分散总理衙门的权力。

    光绪皇帝的亲父也就是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在接收颐和园的新修工程后，就从海军衙门的经费里向工程挪款。

    所谓挪款其实是子虚乌有的，因为颐和园已经修建完毕，只是若对外宣称颐和园修完，意味着慈禧已远离紫禁城搬去颐和园了，光绪皇帝就可以渐渐独立，慈禧太后当然不愿意形势变成这样。

    所谓的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结果导致清朝政府缺乏资金提升军备水平，其实也不完全准确。

    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海军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并无关系，而是出自海军衙门的经费。

    而海军衙门的军费开支除了北洋水师外，还有南洋水师，衙门内务费等。

    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海军衙门经费与北洋海军军费并不能混为一谈。

    另一笔挪至颐和园的海军经费，被称为”海军巨款”，是醇亲王和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他们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而筹资无法推上台面，于是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后来共集得260万两，即”海军巨款”。

    然而，当各地的资金陆续认缴后，并没有拨入颐和园工程，而是全部存在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以所得的利息贴补颐和园，而本金则号称用于将来的海军建设。

    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颁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全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但因为存期未满等原因，先期并提出一百五十八万两。

    所以说颐和园工程实际上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却并非直接挪用了海军的经费。

    而在颐和园工程修建期间，翁同龢领衔的户部上奏禁止海军外购军火，致使海军失去了申请专项资金用于军舰和武器装备更新的途径，才是海军发展彻底停滞的真正原因。

    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主要基地在威海卫，旅顺，大沽口;由于北洋舰队是负责守卫京师，故清廷特奏准优先集全力建造。

    为保护作为北洋海军修理、保养基地的旅顺，在建设坞澳的同时，旅顺基地沿海一侧依山地势，共筑造9座海岸炮台。

    威海卫基地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从1887年才开始全面建设，由于开工较晚，其设计建造比之旅顺基地更加先进，至1890年共建成北帮(威海北岸)炮台3座(其中北山嘴、祭祀台炮台均为上下三层的大型炮台)，南帮(南岸)炮台3座，刘公岛炮台6座随着旅顺基地和威海卫基地的建成，旅顺成为了北洋水师的维护、修理基地，威海卫则成为北洋水师的永久驻泊地。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这些银行里所存的海军巨款都一直没有使用，其原因就是翁同龢想要报复李鸿章，本欲通过光绪参倒他，结果光绪不同意，于是他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限制北洋水师的海军军费，死活不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军舰无法更新设备，无法采购弹药，更不要说采购新的军舰了。

    翁同龢掌管户部时常克扣军费，然而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的提取就十分的容易。

    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

    哪怕是丁汝昌在临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龢还是未批。

    目前相当一部分军舰下水已经很多年了，船员们的训练虽然有所长进，然而新式的先进的军舰却无法接触到，相对于近年来逐渐强大的日本海军来讲，即便不战都已经可以预知结局了。

    清政府满心以为海军已经建成，舰队已经存在，后面就不需要再花那么多钱了，而且满朝文武都以为日本等列强早已经为我国海军所震摄，根本不敢再来侵略了。

    此时的慈禧和光绪目标虽然一致，很支持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然而他们也一样是有很大的松懈状态，即使是李鸿章本人，对于日益强大的日本舰队并没有足够的判断和分析，都以自己的舰队为荣，骄兵必败是亘古不变的兵家之道啊！

    1891年5月，李鸿章奉命检阅了北洋海军，李鸿章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舰于5月20日(即1891年6月26日)赴日本之马关。

    6月28日抵达马关，经神户加煤，7月5日，北洋舰队安抵横滨。

    1884年(光绪十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

    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

    这个条约的签订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

    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

    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日军悍然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

    25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

    当天，日本联合舰队发动丰岛海战，在丰岛附近海域对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只发动突然袭击。

    日本陆军第5师之混成旅也于29日向由牙山移驻成欢的清军叶志超部发动进攻，清军败退平壤。

    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

    同一天，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

    日本方面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和作战目标，而清政府却毫无头绪，没有任何方案和策略，海军陆军完全是两个部门，各打各的，互不配合，象无头苍蝇一样碰到谁谁就上。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政府屈服。

    日本提出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联合舰队在朝鲜西海岸掩护陆军第5师主力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待陆军完成登陆集结后，海军则再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以“聚歼北洋舰队主力于海上”为作战目的。

    第二期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

    大本营作战计划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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