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军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

    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慈禧太后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据此，清廷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海口，北洋舰队巡弋于大同江口以北黄海北部，并扼守渤海海峡，确保京畿门户安全，策应在朝清军。

    1894年8月16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

    1894年8月18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中**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

    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我们来分析一下北洋舰队的覆灭原因吧。

    首先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

    朝廷旧官员的内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北洋之外的党派之争，一种是北洋之内的党派之争。

    先说北洋之外的吧，主要有两大派系，一是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包括抗议海防捐的张之洞，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洋务派。这二者之间先是由私人恩怨再到国家政见的不同引起。

    而光绪帝对师傅的尊敬和信任也导致清流派变成了帝派。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

    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旨意要求立即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再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李鸿章是问!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

    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

    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

    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

    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

    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

    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

    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这样的多省部队全部打入北洋，管理上产生极大的混乱，而且由于派系不同，各自纷争不服领导，导致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不增反降。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

    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刘步蟾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等。

    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这种打击措施是很致命的，虽然说这些人也不是清白的，毕竟各有各的问题，但是大战在即，临阵换将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带着情绪和问题上阵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顾虑，对战争十分不利。

    其次就是北洋军队内部的斗争也十分地残酷和剧烈。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

    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

    只因船政学堂当年是左宗棠和张之洞建立的，相当多的人才都是他们的嫡系，虽然说也算是忠臣良将，然而不是自己的嫡系就很难领导。

    就象是李鸿章的淮军也不服从曾国藩的领导一样，这样的军队派系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军阀部队了。

    故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

    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

    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

    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

    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拔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

    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二人对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当面商量。

    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

    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

    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

    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

    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略战备的问题。

    上面的问题可说是客观原因，这个就是主观原因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

    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

    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成了70万，其中八旗25万，绿营44万;再加上勇营，总数接近100万，可谓是”百万雄狮”。

    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

    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

    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

    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

    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7000人，大都战死和殉国。

    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来指责当时的清军战场指挥官，应该说是非常不客观的。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和训练的原因。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

    而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大量速射炮，达150多门，日本舰队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

    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由于战前两年清财政困难，停止进口枪炮舰船，北洋水师弹药储备严重不足。还有弹药不足、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

    水师教习英国教官琅威里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

    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

    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画上了句号。

    在琅威里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

    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

    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

    琅威里的离开，使得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大减，不仅裁撤了相当多数据的将士，而且余下的将士们的训练也都成了闭门造车，瞎子摸象的走过场了。

    更让人难过的是，如此严重的北洋舰队的状况却没能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和重视，甚至于李鸿章本人，都没有作出更多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善，整个朝廷都陷入了一片为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大寿的狂欢中，所有的文武大臣都在琢磨着此次寿礼的与众不同，而忘记了隔着这片海，有敌人在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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