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本为实施“作战大方针”中直隶平原决战的计划，决定派陆军第2集团军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突破渤海湾门户。

    在海战方面，北洋舰队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使尔后的战局得以朝着其二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案方向发展。

    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后拘于“保船制敌”之令，主要巡弋于大同江口以北和威海、旅顺之间，将黄海制海权让给日本海军。

    那么，辽东半岛是怎样失去的呢？

    前文已经说过，北洋水师在天津大沽、旅顺口和威海卫建立了三座海防基地，基地里修建了许多大清的炮台，若是守住这些基地的炮台，再配合北洋舰队的余部作战，境况也许还可以挽救一二。

    这也是李鸿章当年建设基地和炮台的首要原因。

    此时海战后日军的登陆，也恰恰证明了李鸿章当年建基地和炮台的前瞻性的正确性。

    然而，基地和炮台不但没有起到挽回败局的作用，反而是将枪递给了日军，炮火打向了自己的舰队！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究其原因，还是清廷尤其是李鸿章的判断失误，李鸿章以为日军既然已经登录，势必想要占领北京夺取政权，从而控制整个中国。

    清廷尤为担心鸭绿江自己的祖宗陵墓，担心自己的龙脉被日军切断，所以采取了保卫北京和鸭绿江一线的措施！

    为保卫北京，又令各省抽调兵力，驻守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以及天津、大沽、通州（今北京通州区）等地。

    为眷顾祖宗陵寝和龙脉，集重兵于鸭绿江一线和奉天、辽阳之间。

    这样的兵力部署致使地处渤海门户正面的辽东半岛兵力不足，又多系临时填防部队，加之黄海制海权已被日军所得，失去海军掩护，防御极其空虚。

    日军先于安平河口突破成功，继于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并攻占虎山。

    沿岸清军大部闻讯溃逃，坚持抵抗的聂士成部亦寡不敌众。

    26日，也不知道清廷如何布置的鸭绿江沿线兵力，竟然使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九连城和安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

    同一天，大山岩上将指挥日军第2集团军25万人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

    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10余天，清军竟坐视不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金州、大连湾和旅顺口，几乎是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

    清廷内部的主和主张渐占上风。

    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

    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于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日军攻占旅顺后，大本营鉴于列强态度的急剧变化和渤海湾冬季封冻，登陆困难，决定搁置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代之以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为尔后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进一步提供安全保证的新计划。

    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再次判断失误，以为日军将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然后与从渤海湾登陆之部队会攻北京。

    因此以重兵驻守奉天、辽阳及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关内外总兵力达10万以上，而于日军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仅部署官兵3万余人，其中驻守荣成（的仅1400余人。

    至于北洋舰队，则根据李鸿章“水陆相依”的防御方针，株守于威海卫港内。

    威海卫也失去了陆军的保护，独立作战！

    于是此后从1895年1月20日至2月17日短短二十几天，日军再次占领了威海卫城。

    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击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

    2月9日，日舰又击沉了北洋水师最后一艘主力舰”靖远”，北洋水师大势已去。

    2月12日，在得知援军到来无望的情况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悲愤中自杀。

    随后，”广丙”号管带陈壁光携带投降书代表北洋水师向日舰投降。2月17日，日舰进入威海卫，俘虏了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等残余军舰。

    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下午3时，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康济”号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码头，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鸣炮致哀。

    这就是在海战后的基地陆战失败的整个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廷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一方面李鸿章要求丁汝昌要全力保舰，减少抵抗，一方面将重兵保护北京和鸭绿江，致使舰队失去陆军支援，最终被全部消灭，而基地也全部失陷！

    其实日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北洋舰队，占领辽东半岛，继而能够占领东北就完事了，因为日本人的实力也仅在于此了，要让他们将整个中国拿下，此时他们也是办不到的。

    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

    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

    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

    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

    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而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昞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威海港里，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

    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

    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

    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

    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

    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

    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

    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

    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

    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

    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

    他有许多机会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

    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

    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

    这是当时光绪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

    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

    ”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

    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无可否认的，丁汝昌和邓世昌以及刘步蟾都是此次战役中的民族英雄，即便是在北洋水师处于前面备述的种种困难和不足当中，他们也无惧敌军，英勇奋战至最后一刻，而那些临阵脱逃的，事后骂娘的，守着姨娘抽大烟的清廷败类们，有什么资格对战死沙场的英雄们指指点点！

    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的心痛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北洋水师的感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可以与他相比，对于牺牲的将士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他更为心痛的，然而倍屈辱的还不是这次战争的失败，而是失败后的算总账！

    没有人知道，当他得知水师和炮台全军覆灭后他是如何的心痛，没有人知道，当他得知这些将领们牺牲的细节时他是如何痛哭的！

    朝廷中的清流一派虽已下台，却在暗自看他的笑话，议和的一方早已准备好了材料，等待他去受辱，而主战的一方早已拍案惊起，将他骂了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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