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超的弟弟单安担任河东（郡名，治所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他哥哥的儿子单匡，担任兖州刺史部济阴郡太守，他们仗着单超的权势贪污放纵。这时的兖州刺史是“奉公尽节”，位至三公的三朝老臣第五伦之曾孙第五种（第五为复姓）。第五种字兴先，“少厉志义……冠名州郡”，担任司徒掾时“清诏使冀州，廉察灾害，举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众，弃官奔走者数十人”。因为奉使称职，拜高唐侯相，后来他平徐、兖二州盗贼，出任卫相。接着迁兖州刺史。他到任后见单匡“负势贪放”，准备抓捕举报他，但是却因为刚刚到任，手中没有证据，便派从事卫羽调查案件。卫羽到定陶后“闭门收（单）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1】，查出赃款五六千万钱。第五种立即上奏告发单匡，并弹劾单超。单匡便派遣刺客任方行刺卫羽，他的奸谋被卫羽发觉，将任方逮捕，押解到京城囚禁在雒阳监狱。东汉的雒阳狱设置在雒阳县的官署之内，由司隶校尉、河南尹与雒阳令共同管辖，其规模巨大，机构庞杂，兼有中央政府“诏狱”和地方郡县监狱的职能，囚禁的对象包括各级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京师安全和朝廷政局影响甚重。
这时桓帝重新任命陈蕃为光禄勋，“关西孔子杨伯起”杨震中子杨秉被任命为河南尹。《后汉书?杨秉传》说他“以廉洁称”。单匡害怕杨秉穷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秘密命令任方等越狱逃跑。尚书就犯人越狱一事召见杨秉并责备质问他，杨秉回答道：“任方等人为非作歹，实由单匡主使，请用囚车把单匡押解到京师，当面考问这件事，他们作奸犯科的行踪影迹定会立刻清楚。”
因为任方逃走，杨秉被处罚被判罪，送到左校营去罚作苦役，单匡暂时得以脱罪。单超便准备拿第五种开刀。恰好当时遇上泰山郡乱贼的叔孙无忌攻打劫掠徐州、兖州，州郡官府都无力讨伐。单超就以剿贼不利为理由陷害第五种。第五种因罪被放逐到朔方郡。而朔方郡太守董援是单超的外孙，蓄怒等待着第五种的到来。第五种故吏（过去的属吏）孙斌知道第五种到朔方后必遭迫害而死，就集结宾客追赶第五种，一直追赶到太原才追赶到，他们将第五种劫走，救归家乡，逃亡了好几年，直到后来遇到大赦才得以免罪。
延熹三年，中常侍新丰侯单超死了。桓帝赏赐御用的东园秘器、棺木和玉衣等棺中玉器，并赠侯将军印绶。下葬之时，又调发五营的骑士，将军、侍御史为他护丧，其坟墓则由朝中二千石高官；职掌宫室、宗庙、陵寝等的土木工程营建的将作大匠督率兴筑，天子对其的恩宠已经超出了制度的规定。
因为桓帝对宦官的过分宠信，剩下的“四侯”变得更加骄横，天下流传着一句刻划他们形象的歌谣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意思是说左悺有回天之力，天下事没有他不能办不成的；具瑗唯我独尊，天下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徐璜威如卧虎一般，没人敢招惹他；唐衡的势力像暴雨一般，谁得罪了他，灾难是难以逃脱的。骄横跋扈的四侯大兴土木，竞相修建宅第，以豪华奢侈为时尚。《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为“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并“多取良人美女为姬妾，皆珍饰华侈”，连他们的仆从都乘坐牛车，且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卫士跟随护卫。因为宦官无后，所以他们有的抱养他们亲属甚至远房的亲属的男丁继承香火，有的求嗣异姓甚至买奴仆的儿子为养子，“传国袭封”。他们的兄弟和有婚姻关系的亲戚多担任州刺史和郡太守。比如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徐璜的弟弟徐盛担任河内太守，侄儿徐宣担任下邳县令；左悺的弟弟左敏担任陈留太守；具瑗的兄长具恭担任沛国相。他们都和单安、单匡一样，莫不搜刮和掠夺百姓，和盗贼没有区别，暴虐遍及全国各地，“五侯”宗族宾客虐便天下，民不聊生，所以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去做盗贼。
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珪（后来号称大名鼎鼎的十常侍中的一员）二人有田产邻近济北国（诸侯国，治所在今山东长清县南）边界，他们的奴仆和宾客仗势公开抢劫过往旅客。济北国的国相叫滕延，他不畏强权，将人他们一律逮捕，其中有数十个被滕延按律诛杀，把尸首放在路衢示众。滕延公然诛杀侯览、段珪的奴仆宾客，他们岂能受得了这种气？侯览、段珪二人甚至所有宦官把此事看做奇耻大辱，便为此事向桓帝告状。于是，滕延被征召回京都雒阳，送往廷尉治罪，被免官。
号称“左回天”左悺的哥哥左胜被任命为河东太守，河东郡治下有一个县叫皮氏县（县名，治所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县长京兆人赵岐是士人出身，对自己是宦官兄长的下属深感耻辱，当天便弃官西归故乡。而在他家乡担任京兆尹是号称“唐雨堕”中常侍汝阳侯唐衡的哥哥唐玹。唐玹以前任京兆虎牙都尉时，赵岐认为唐玹“进不由德”，所以看不起他，唐玹因此记恨赵岐。赵岐弃官回乡后，唐玹便下令逮捕赵岐及他的家属、宗族和亲戚等人。赵岐慌乱之中只带了他的侄儿外逃，其他人被唐玹扣上重罪，全部被诛杀。赵岐逃难四方，隐姓埋名，在北海国的街市上以卖饼为生。安丘县人孙嵩后来发现他不同寻常，就用自己的乘车为掩护，将他带回自己的家中，问明情况后，怕被宦官的党羽耳目知道，只有把赵岐藏在夹墙之中。赵岐在夹壁之中藏了最少四年，一直等到唐衡兄弟死后，遇到了赦令，才敢出来。
宦官不仅在朝中和地方担任要职，并且干预军中事务。当时武陵郡蛮人反抗政府的暴政举旗造反，朝廷派遣将帅讨伐，因为没有巴结宦官，大多被宦官以“折耗军资”的罪名而加以诬陷，所以受到处罚。为此，太常冯绲任车骑将军率领大军讨伐反叛的武陵郡蛮人时，不得不请求桓帝派遣一位中常侍去监督军用财物的开支。
名列“凉州三名”之一的皇甫规平定凉州羌人叛乱，以皇甫规立下的功勋，本来应该加封为侯爵。皇甫规一身清正，廉洁奉公，是一位刚直不阿，不畏权奸、文武双全的名将。梁冀专政之时，因为在朝廷举贤良应试对策的时候，皇甫规提出来君主是船，老百姓是水，群臣是乘船的，实际掌握朝政的官员是操桨驾船的人等，具有警示意义的概念。因而皇甫规得罪梁冀，并数次遭权幸奸党的陷害差点致死。免官在家的他开设学馆，以《诗》、《易》教授门徒达十四年，前后教授学生三百多人。皇甫规虽然多次遭受陷害，但他面对强权仍毫无畏惧，刚正不渝。他对宦官专政向来就深恶痛绝，从来不跟他们结交往来。皇甫规这次平定叛乱，中常侍徐璜、左悺借此向他勒索财物，刚正的他自然没有答应徐璜、左悺的要求。徐璜等人恼羞成怒，诬陷皇甫规根本没有肃清叛羌余众，以这种罪名把他关押到廷尉狱，判处他到左校服苦役。三公以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前往宫门为皇甫规诉冤，加上正遇到朝廷颁布赦令，皇甫规才才被赦免。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前山阳太守周荣的孙子、担任卫尉的周景被擢升为司空。这时正是宦官势力炙手可热的时候，周景与太尉杨秉上书朝廷，说道：“朝廷和地方的官吏，有很多人都不是合适的人选。按照过去的典章制度，宦官子弟不准许担任官职掌握权力。可是如今宦官的亲戚和宾客却遍布各级官府；就连那些年纪轻轻而才能平庸的人，也都担任郡太守或县令、长等地方要职。‘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请求陛下命令‘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实核所部’【2】，应当斥退和罢黜的，主动将情况呈报给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如果发现还有遗漏，再继续向上呈报。”这一次桓帝倒采纳了臣下的建议。于是，杨秉上书逐条弹劾青州刺史羊亮等州牧和郡太守五十余人，他们有的被诛杀，有的被免官，天下人无不肃然起敬。
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时，全国有三十二个郡和封国发生蝗灾，加上黄河河水泛滥成灾，造成数十万户贫穷、饥饿的百姓四处流散，特别以冀州的情况尤为严重，桓帝便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压制灾民。名士出身的尚书朱穆是鲠直派官员，为官公正严厉，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已渡过黄河快要到来，挂印逃避的县官就有四十多个；而那些个朝中有人因而恃势不避的，朱穆到任后便向朝廷上奏弹劾，这些贪官污吏有的自杀，有的死在狱中。当时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归葬故乡安平国。赵忠仗势越制，制作了皇帝和王侯才准许穿的玉衣来装殓死去的父亲。事情被朱穆知道，他命令郡太守调查核实。郡太守等地方官吏畏惧他，于是挖开赵忠父亲的坟墓，劈开棺木，把尸首抬出来进行检查。桓帝宠信宦官，他知道后大怒，征召朱穆到廷尉问罪，罚他到左校服苦役。太学的学生、颍川人刘陶等数千人前往宫门上书，为朱穆上书诉冤，说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而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他们表示愿意接受黥刑，在脸上刺字，脚戴铁镣，代替朱穆去服苦役。桓帝看到他们的奏章后，才下令赦免朱穆。
鲠直的朱穆接着又向桓帝上书说：“按照汉朝的传统制度，中常侍本来并非全是宦官，也选士人担任其职。从建武（光武帝年号）以后，才全部任用宦官。自延平（殇帝年号）以来，宦官的地位日益尊贵，他们的权势越来越大，饰貂尾金蝉，居侍中（常伯）重任，朝廷政事，一律都经他们之手；权倾海内，宠信和尊贵无与伦比，他们的子弟亲戚都担负着显耀的职务，他们仗势肆意骄纵专横，谁都无法控制和驾驭他们。‘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认为应该将他们全都罢除，遵循恢复旧制，重新选择天下高洁淳朴而又通晓国事的人士，来补任空缺的职位，这样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黎民百姓就都能受到圣明的教化了！”【3】，然而，朱穆的建议没有得到桓帝的采纳。
朱穆并未死心，后来趁着进见天子之机，又向桓帝口头奏道：“为臣听说汉朝原有的制度，侍中、中常侍各设置一人，以他们督查尚书事务；设置黄门侍郎一人，传达和颁发天子诏令，收受臣下的奏章，这些职位全都选用有声望的家族出身的人士。自从和熹太后（和帝皇后邓绥）以女主的身份主持朝政之后，她不跟三公和九卿接触，于是用阉人担任常侍，由小黄门奔走于南北两宫之间。从此以后，宦官的权势超越君主，天下因此逐渐穷困。陛下应该将他们全部罢黜遣放，广选博学而又有德望的宿儒参与政事。【4】”桓帝宠信宦官，听了非常恼怒，不肯应允。朱穆见桓帝没有采纳，便伏在地上不肯起来。桓帝左右的人传命朱穆出宫，过了很久他才快步离去。
朱穆因此得罪了宦官，从此以后，宦官多次找借口以皇帝诏书的名义对朱穆进行诋毁指责。一向性格刚直朱穆满腹冤屈，因愤恨和郁闷而生疽疮，不久疽疮迸发身死。
到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十二月时，掌权五年多的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二人相继病死。桓帝赠封唐衡为车骑将军，他的丧事像单超的丧事一样办理。徐璜的丧事获桓帝赏赠钱布，赐冢茔地。其宠信非同一般公卿可以相比。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中常侍高乡侯侯览的哥哥侯参担任益州刺史。侯参残暴贪婪，凡百姓中富裕的，便以谋逆的罪名把他们全家杀光，将其财物全部据为己有，前后数以亿计【5】。太尉杨秉对此向桓帝进行弹劾，朝廷用囚车把侯参押解回京，侯参自知难以保命，便在途中自杀了。当时担任京兆尹的是袁绍、袁术的父亲袁逢，他在旅舍见侯参携载物资的三百余辆车中，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数量多得不可胜数。
因此，杨秉又上书弹劾说：“我查考朝廷旧有的典章制度，宦官本来只供给宫中差遣，负责守夜之事。而今却滥受过份的宠信，掌握朝廷大权。依附奉迎他们的人，他们以朝廷的名义进行褒奖，并推举他们做官；而违背他们意愿的，他们便寻衅恶意中伤。他们的府第效法王公，家中财富可敌国。饮食皆稀肴珍膳，仆妾都遍身丝纨绸绢……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赃残暴的首恶，自取灾祸和灭亡。侯览深知罪恶深重，一定会疑惧不安，臣认为陛下不应该再亲近侯览。以前，齐懿公给邴歜的父亲加以刖刑，又夺去阎职的妻子，却使他们二人驾车陪乘，终于发生竹林中的大祸，《春秋》加以记载，望陛下以为至戒……因此，侯览应被立即斥退，投到豺狼虎豹群中。像他们这样的人，不能施行恩德宽恕罪行，请求将他们免去官职送回本郡。【6】”。杨秉为人清白寡欲，尝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杨秉的奏章呈上以后，尚书召来杨秉的属吏，责问道：“朝廷设立官职分别职掌，各有各的职责范围。三公管理朝外政务，御史监察朝内官吏。而今，三公超职奏告皇中宦官，无论是古代经书典籍，还是汉朝制度，有什么根据？请详细回答。”杨秉派遣属吏回答说：“《春秋左传》上说：‘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怠轻慢，申屠嘉召邓通进行责问，汉文帝因而为邓通说情请求释放邓通。汉朝的传统制度是，三公的职责，没有哪一件事情不可以过问的。”尚书无法反驳。桓帝迫不得已，最后只得将侯览免职。
司隶校尉韩縯乘机弹劾五侯之一中常侍左悺犯下的的罪恶，以及左悺的哥哥、南乡侯左称私下向州郡官府请托、为非作歹、作奸犯科、搜刮聚敛财物、宾客放纵蛮横、侵犯官吏和百姓的罪过。左悺、左称都自杀了。韩縯又弹劾中常侍具瑗的哥哥、沛国相具恭贪赃之罪。具恭被征召回京都雒阳，送到廷尉狱治罪。于是，具瑗也主动到廷尉狱认罪，并向上交东武侯印信。桓帝下诏将具瑗贬封为都乡侯。承袭单超及徐璜、唐衡三人的封爵的子弟都被贬为乡侯，收回了全部分封子弟的封爵和食邑。被封为乡侯的小黄门刘普等被贬为关内侯，在铲除梁氏外戚行动中立有大功而被封为亭侯的尹勋等也都被取消封爵。
至此，受桓帝宠信、气焰嚣张的宦官势力，在士人与之不懈的斗争下，随着单超、唐衡、徐璜的死去，和左悺的畏罪自杀及具瑗贬封、侯览免职、刘普等被降爵，宦官势力暂时得到了一定的抑制。
注：
【1】、《后汉书?第五种传》记载。
【2】、《后汉书?杨秉传》记载。
【3】、《后汉书?朱穆传》记载。原文为“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
【4】、《后汉书?朱穆传》记载。原文为“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
【5】、《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记载，原文为“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
【6】、《后汉书?朱穆传》记载。原文为“臣案旧典，宦者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顾知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夺阎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览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请免官送归本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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