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见不同

    俾斯麦有许多反对者，或是因为血统不同，或是因为兴趣、性情不同，或是因为理念和立场不同，俾斯麦将这些反对者进行了分类，分别是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仇人。俾斯麦与其他内阁大臣、军长、出入宫廷的人、党派首领之间都缺乏信任。例如《十字报》和路易·格尔拉克以及自由党都与俾斯麦有着不小的隔阂。但唯独罗恩例外，罗恩是唯一让俾斯麦可以与之大度地打交道的人，以至于当他批准罗恩6个月假期的时候，虽然心存不满，但依然说:“我如果想继续走下去离不开你的政治法权的支持，因为我们相处得最长久。”

    而对于与他有着15年交情的乔特尔，他则是另外一种态度，这位音乐家朋友深受俾斯麦的信任，但却因为丹麦的问题产生了矛盾。俾斯麦对乔特尔说:“你认为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但这是不可能的……你了解我的为人，所以你也能想像得出我能否如你想的那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只是要告诉你，你这样做的的确确伤了我的心！”乔特尔立即收回了自己的恳求。从中可以看出俾斯麦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睿智。

    在外交部中，也同样有反对俾斯麦这位总长的人，但他却并不在意。

    出使佛罗伦萨的乌思敦和驻巴黎的戈尔支都想获得外交总长的职位，于是他们写信给君主诋毁俾斯麦的政策，而君主又将这些信交给了俾斯麦。俾斯麦是这样回答的:“从没有人会这样反对总长的意见和报告，这使得你的报告看起来有点像参奏总长的奏折……我很看重你的政治见解，但我并不会像你想像的那么愚蠢，尽管你会认为我是自欺欺人，但我可以慎重地告诉你，在最后两个星期里我正在做的就是你报告中所提到的建议，而你的心也将会为我的爱国精神和见解所折服。我很佩服你能提出不同的见解，但我的最终想法却未必是你所料想的那样……我从没写过如此长的信，甚至我也可以用公事信发给你，但我却没那么做。”俾斯麦正是用如此高明的手法，令那些对手们一个个偃旗息鼓。虽然，有一定的恐吓成分，但却让他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这封信也足以证明俾斯麦不愧为出色的外交家。

    石勒苏益格的总督是君主的朋友，和俾斯麦也是老朋友，但他对于外交部的工作实在是无法忍受，便向俾斯麦写信申请辞职。俾斯麦回复说:

    “如果你真的这样决定了，我会非常乐意将这封辞呈交给君主。但你是否可以假设，君主任命你担任外交总长，派我当石勒苏益格的总督，那么我会怎么做呢？我会事先申明，我会严格地执行你的政策，而不会让你觉得有任何的为难……如果我连这样的辛苦都承受不了，动不动就变得心力交瘁，那么也是我该隐退的时候了。虽然表面上看我会获得安逸的生活，但我的心里会因为无法完成君主的命令、无法为国家尽力而感到愧疚，所以请相信我这封信的心意是友好的。”

    这样的形象或许与人们想象中的“铁血宰相”有些不一样，但俾斯麦正是应用这样的方法，一步一步将对手引入圈套的。只是他对待自由党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他会毫不客气地藐视、挖苦自由党的人。俾斯麦为了让自己站在公道与合法的地位上，甚至开始重新定义宪法，以利于陆军获得胜利。俾斯麦坚信“强权是建立在公理之上的”，虽然他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时会持有这样的态度，但他却不会自己说出来，他会说，“我只不过是指出事实而已。”俾斯麦提交的更改预算议案遭到了下议院的反对，并被告知议案的不合法性，这时俾斯麦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他把议员请到了宫里，并直接对议员宣称改革已经得到了君主的认可，并解散了议会。这件事让俾斯麦瞬间就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有人要求限制宰相的权力，更有甚者甚至要求直接免去他的职务。当报馆的评论和演说都在针对俾斯麦的时候，他却慷慨激昂地说:“议院是没有权力决定是否宣战的，什么时候宣战要由政府说了算。”

    卢西马斯曾在文中对当时的俾斯麦有如下的描述，“他留着褐色的大胡子，和他头上的几缕短发一样。作为一位内阁大臣，他站在桌子旁的时候，显得那么魁梧。他精神十足，样子威严，即使在他闲暇的时候，他的态度、举动以及言谈都是一直保持着这种挑战的姿态。他会把右手习惯性地放在裤子口袋里，这使我回忆起那些在学生们奋战时性情急躁的见证人。”

    士罗塞也曾对俾斯麦进行过同样的描述，“那时，他讲话时还稍微带着点口吃，没有两句话是相互连贯的，那是因为他一个人同时要骑两匹马！他在言谈举止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挑战的意思。他现在的讲话比第一个星期更加流利，那时他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还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而俾斯麦与菲尔绍之间的争斗则更加具有戏剧性。菲尔绍属于进步党，年少时便勤奋好学，虽比俾斯麦文弱许多，但却和俾斯麦有着同样强大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在俾斯麦还是个二等地主的时候，菲尔绍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病理解剖学的泰斗。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在30岁的时候半路出家成为了政治家，他们时常会在议会争辩，相比之下，俾斯麦的政治天赋让他在面对这个潜心研究病理学出身的人时充满了信心。

    菲尔绍讥讽地嘲笑俾斯麦对民族政策的无知，俾斯麦则更有力地回应了他:“这位议员在他的领域要胜于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侵犯我的领域，那是他所不擅长的，就政治而言，我并不看重他的见解，因为我的政治知识要比他强得多，而在我看来，这位议员对政治一无所知。”诸如此类的争闹并不在少数，激烈的时候甚至于俾斯麦曾一度要和菲尔绍决斗，而这时的俾斯麦已经50岁了。

    虽然在争斗上，俾斯麦显得有些斤斤计较，但在处理国事的时候，他的功绩还是令人称道的。对于对手，他会应用各种手段，而对待国家这部机器的时候，他则用他丰富的阅历和卓越的能力来解决问题。俾斯麦认为，独裁是解决冲突最好的方法，而俾斯麦就是这样的一位独裁者。凡是和民众权利有关的事情，他都无所顾忌，尽管在有些时候看起来的确是在冒险，但他却会为做这样冒险的事情而暗自庆幸。辛木新曾经这样评价俾斯麦:“他的这种政策就如同一位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之间忽然获得灵感而做的诗歌。俾斯麦就像是在绳索上跳来跳去的人，而让人值得称赞的是，他好像从来都不会从这根绳索上跌落下去，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如今，俾斯麦开始复仇了。他开始在用人的问题上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任何他认为思路不够规矩的人，最终都会被他罢免，就如同他一上任开始清除那些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观点或者他认为有自由观点的人一样。仅仅在最初的4年里，就有1000多名官员被他罢免了职务。而一旦有进步党的议员为这些人求情的时候，那么下一次罢免就会轮到这些求情者的头上，可见俾斯麦手段之狠。乡团的自由党官员们被罢免，而市长、市政厅参议、彩票员、银行办事人员等都会被扣掉一半薪水。其他司法界的官员或是被削减薪水，或是被取消了养老金，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惩罚。

    俾斯麦在肃清了政党中的对手们后，才开始着手惩治报界。在这一点上，他借鉴了俄国的经验，颁布了比拿破仑的政策更加严酷的报馆条律。

    曾有一家报馆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这让他感到非常恼火，他认为仅仅处以停版的处罚是不够的，他又给这家报馆列出了更多的罪行，最终永远禁止这家报馆进行出版。俾斯麦虽然用手段达到了自己报复的目的，但却都会冠以道德和法律的名义，甚至于当俾斯麦真的无计可施的时候，还会借用上帝的名义来给自己的行为加以掩盖，只是这样的解释，也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除了他的妻子乔安娜，或许再没有人愿意听这么荒唐的理由了。

    作为一个政客，俾斯麦对权力的追求是从未改变过的，而这也正是德意志人的性格所在，在这一点上，俾斯麦倒是个当之无愧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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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挫败奥地利

    当普鲁士国内起冲突的时候，整个德意志仿佛都在看热闹，但这种冲突却恰好有利于政府借机巩固势力。在德意志邦联的一些小邦中，议员主要是用来辩驳预算正确与否，而很少能提出有建树的建议。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让革命的波兰人看到了希望，而此时俄罗斯与普鲁士却正式订立了盟约。1863年，由于戈尔查科夫在俄罗斯拥有亲波兰派的支持，当然也是为了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们，能够在民族自由的口号下，遮掩他们反对俄罗斯的真正意图，所以波兰反对俄罗斯是成功的。俾斯麦之所以与沙皇订立陆军条约，也是想趁此机会牢牢地拖住俄罗斯，以便在战争开始之后不让俄国插手。而英国大使对此事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并表示不会让普鲁士帮助俄罗斯。俾斯麦平静地问道:“各位邦联的大邦们难道是要联合起来反对吗？”大使们便不作声了。

    俾斯麦很清楚现在的局势，这种局势他等了12年了。他很谨慎，他会在晚上花好几个小时撰写提要、报告和书信来判断未来的走势，以便于他下一步的布局。对于未来的变化，他必须快速做出反应。自由党的士威斯丁、瓦尔德克及菲尔绍发表演说时叫道:“俄国人宣战，我们的政府却不顾四万五千万英里的面积受到战火摧残！……普鲁士人不能为这样的一宗政策而流血，这不值得！……我们现在正在被卷入人为的错误造成的惨事中去，而这一切会令全欧洲厌恶！”而这时俾斯麦会很客气地反问道:

    “一个独立的波兰，为了不让它的邻国普鲁士得到但泽和杜伦而不惜将国家利益让给别国，难道这是正确的吗？这是政治上的诟病，是德意志的悲哀。”

    俾斯麦所采用的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反对波兰，更是要亲近俄罗斯，因为波兰和俄罗斯以及法国联盟在未来都会危及普鲁士，而俾斯麦的政策却正好消除了波兰和俄罗斯对普鲁士的威胁，亚历山大是不会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作战的时候插手帮助奥地利的，这正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俾斯麦以如此简单的手段就获得了俄罗斯的友谊，这比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容易得多，而他不过是在协议上签了个字。不过他为此也被波兰商人们所仇恨，可这对于俾斯麦是没有丝毫损伤的。

    俾斯麦一生崇尚武士精神，他面对困难和威胁的时候从来都是勇往直前，也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可以直面两院的恐吓、君主的多疑、王后的反对、各朝廷的恶意攻击、大使的阴谋以及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当然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稳固的根基，而前提是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俾斯麦这种过人的胆识是许多领袖和诸侯们所不具备的。

    俾斯麦刚刚上任就对卡罗伊说:“我们两国的交情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这一点无法避免，普鲁士是有诚意的，但如果贵国的内阁不愿意迁就我们，我们就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奥地利能够选择是否抛弃反对普鲁士的政策，主动权还是在贵国。你要相信我们，如果你们继续不理睬我们的想法和期望，那么我们只能做些事情使你们相信，你们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自从弗里德里希时代以来，还没有一个普鲁士人敢对奥地利的大使这样讲话，好在这位伯爵是个匈牙利人，而且他对俾斯麦也是很赞赏的，因此避免了那些无聊的争吵。俾斯麦还对另一位维也纳派来的大使说:“我坚决反对你们说的‘自相残杀’，我承认的唯一政策就是不协调的政策，如果反对就需要斗争，以拳对拳，重重地打。”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大臣对俾斯麦的计划都报以冷笑，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无疑是个疯子。

    对于俾斯麦的计划，奥地利的策略就是要变换德意志邦联的形式，他们提议设立5个总理，以奥地利为正主席，而普鲁士为副主席，此外还会设立代表议会，由各德意志议院选派。对此俾斯麦表示强烈的反对，甚至以退席来恐吓，因为他觉得此时的奥地利并没有这样的优势。奥地利开始提议宣召所有王侯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企图踢开俾斯麦。弗兰茨·约瑟夫更是亲自拜访了威廉，他告诉威廉他提议成立一个帝国议院，分为王侯们的议院和人民的议院，他邀请普鲁士王一起去参加，其他的王侯都已经赴约。老威廉很想去赴会，这令奥地利的皇帝非常高兴。但他后来发现，想踢出俾斯麦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俾斯麦即使在奥地利也与老威廉形影不离。俾斯麦晚年曾为这件事情感到懊悔:“如果我能抢在奥地利皇帝之前见到君王，那么奥地利皇帝的提议在他的心里留下的印象肯定会是不同的。”而此时的俾斯麦只能再次以辞职相逼，以劝服老威廉放弃参加这次会议。可当俾斯麦和老威廉到达巴登的时候，萨克森王就以全部王侯的名义再次邀请君主，这使老威廉很难再次推脱。

    “我费尽了口舌，满头汗水，最终才劝住他。他躺在榻上，不由得流出了眼泪。而此时我已经筋疲力尽，差点站不起来。当我走出那间屋子时，身子摇晃得站不稳，精神也很糟糕，甚至在出门的时候，竟然弄断了门把手。但我终究劝服了他。”当俾斯麦将推辞的信送走后，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将一个装有玻璃杯的盘子打翻在地。

    正如俾斯麦所顾虑的那样，如果奥地利皇帝的邀请成功，那么威廉就会坐上德意志邦联的第二把交椅，而商量的事情就会与俾斯麦无关。然而此事却因为威廉的推辞、俾斯麦的阻挠而告终。这是奥地利最后一次企图稳坐德意志第一把交椅的尝试，因为随后发生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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