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同盟者拉萨尔
在当时的欧洲，如果非要找出一位能和俾斯麦匹敌的人，那么非拉萨尔莫属。与俾斯麦一样，拉萨尔也是一位有天赋的普鲁士人，他不仅没有强大的党派做后盾，并且是个革命派，所以无法吸引大对头或者大势力的关注，但他却很快获得了俾斯麦的认可。
拉萨尔看上去风度翩翩、性情柔顺，作为一个画家，他所有的激情仿佛都消耗到了他奇异的笔下。他富有想象力，他将理想的梦幻世界勾勒于画布之上。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他却是如此善于运用辞令语句和他人打交道，而不是用拳头。相比较之下，俾斯麦则是个拥有激情的人，他心思细腻、体魄强健，从不空想，是个拥有实干精神的人，他对待任何事情都是只看重事情的轻重而并非观念。俾斯麦的这种性格是他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出生于地主家庭，更注重利益而不是那些世俗的是非观念。而拉萨尔则是个无国籍的犹太人，他在年少时的生活很艰苦，在逆境中成长造就了他做事时孤注一掷的性格。这也决定他们虽然智慧过人，但生活却大相径庭，俾斯麦在32岁的时候就凭借职务的升迁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拉萨尔却在22岁的时候开始抛弃门第所给予他的生活。
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但在这两个人身上却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因同一种激情而激动。他们都有一副铮铮铁骨，并且胆识过人，也都愤世嫉俗；他们都有揽权的渴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不肯迁就上司；甚至都不会实实在在的恋爱。俾斯麦热爱普鲁士而痛恨着奥地利，而拉萨尔同情第四等级厌恶第三等级。他们同样在自己的圈子中无法找到称心的朋友，因为他们都认为与他们同一阶级的人们气量狭隘。
俾斯麦和拉萨尔都喜欢做事，俾斯麦喜欢做国家大事，替君主做事，而拉萨尔则是站在民众的角度为民办事。俾斯麦的生活就像一座坚固的城堡，固若金汤，但在某些时候却不得不受制于君主。而拉萨尔的城堡却是架空的，他拥有足够多的光环，却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两者地位的差异，让拉萨尔看起来更像个随波逐流的戏子。俾斯麦比拉萨尔要务实，俾斯麦看重的更多是眼前的、真实的东西，而不会像拉萨尔一样去关注虚无缥缈的遥远的未来。
这两人是在与市侩派们的斗争中会面的，在世上的人们还没有弄清楚他们这两人的价值之前，他们彼此就明白对方的价值了。俾斯麦如果死于1863年同菲尔绍的决战，他的名声就绝对无法超过拉萨尔，而拉萨尔虽然比俾斯麦去世得早，并且要比俾斯麦年轻10岁，但他却至今被人们所铭记和敬仰，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死，才使他声明远播。他为理想奋斗了一生，却并未等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而俾斯麦则每一次都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做事，他的功绩完全是为了德意志。
在与市侩派的斗争中，俾斯麦需要借助一些势力来反对宪法，他凭借权力的利剑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民众，使民众必须听服于他，而拉萨尔却只能靠发动群众，他自己没有什么权势，同样也无法给他所领导的民众如俾斯麦一样的权力。但在针对市侩派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厌恶自由贸易，厌恶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党。1862年9月，俾斯麦说道:“权利问题很容易变成势力问题。”当有权利的人持同一看法而集结的时候，便会形成势力。而拉萨尔在1862年4月的时候就曾说过:“宪法问题其实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势力问题，那些条文写出的宪法只有在充分表达当今社会中有关势力方面问题的时候，才能显得宝贵并且持久。”
拉萨尔也因为发表了这样的讲话而遭受到了攻击，他回应道:“他不过是在记载一件历史事实而并非要将强权建在公理之上。”他曾经在他的剧本中，让济金根这样说道:“只有利剑才能有这样的力量，它可以使所有伟大的事业、所有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如愿以偿。”而这正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话。
如此种种，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拉萨尔和普鲁士的伯爵们的立场了，所以《十字报》给予了他这样的评价:“在没有刺刀，没有拳头，也没有能力的自由当中，他的确是一个实在的人物。”反对党在这时的主要目的就是拉拢工人阶级，引诱他们脱离进步党。有保守党成员说道:“我们有什么理由让工人们去支持一个不为他们办事的政府呢？”俾斯麦听到这样的话，立即给予了回应，他先派了个委员团去研究工人的养老金问题，然后又着手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他还提议让国家像雇主一样，树立榜样，制定工作章程，给雇主们有个依据可以照着执行，而这个章程是需要事先制定好的，包括工人的薪水标准，工人之间的纠纷处理，工会组织的成立，工人医疗保障制度的制定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这是在俾斯麦刚刚当上宰相6个月时的社会计划，而在1860年之后的10年间，欧洲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规划，他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和拉萨尔的意愿是完全相符的。
但俾斯麦这样做的目的却和拉萨尔不一样，他并非是因为爱民才这样做的，而是缘于他对中产阶级的痛恨。那些富裕的雇主们在议会中宣称他们自己是民众的朋友，但他们却反对俾斯麦的政策。拉萨尔也在他的书信中和他的演讲词中极力地抨击着这群拥有双重道德标准的人，而这样的结果是宰相俾斯麦最期望看到的。
革命时代的成长过程对拉萨尔的影响是深刻的，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从不懂得提防别人，也从不问他的同盟者属于哪个政党，只要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他就可以与人携手对敌。虽然拉萨尔是个社会党人，但却敢于接近俾斯麦这个受众人指责的外交总长。而他们的友谊也是建立在对外交政策见解相同的基础上的，拉萨尔同样有着统一德意志的愿望，不过他的这种想法要比俾斯麦早得多，并且他认为德意志的统一只是一个种族问题，而不是朝代的问题。拉萨尔承认即使不剥夺诸王侯的土地也有可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而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问题上，他和俾斯麦也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这两个拥有共计2600万人民的国家并不属于德意志种族，他们会妨碍德意志的统一。
拉萨尔和俾斯麦同样都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统治，但如果到了危急时刻，他还是宁愿联合法国来反抗奥地利，而不愿意联合奥地利来反抗法国，他在公函中这样写道:“拿破仑三世如果按照南方的民族主义对欧洲进行重新划分，那么我们在北方也可以这样做。假如他解放意大利，我们就该多去石勒苏益格，只有这样才能洗刷普鲁士在奥尔米茨受到的耻辱……如果普鲁士采用观望的态度而犹豫不决的话，那就说明君主国是解决不了民族问题的。”对于没有权势的拉萨尔，民族牌是他经常使用的说辞，这和俾斯麦不同，俾斯麦是一位外交家，民族问题的招牌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用处。拉萨尔原来师从黑格尔和费希特，所以他的哲学观点会在他的言论和言行中体现出来，拉萨尔称:“德意志民族是个崇尚玄学的民族，这对于德意志来讲是个至高无上的名誉，而这是历史符合民族步伐的结果，思想上的强大可以变成客观实在的物质。这过程就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宗教可以促使德意志的统一，而这也将刺激每一个高贵的德意志人的心灵。”
拉萨尔的文章并没有使俾斯麦感到有多么的愤怒，相反他将这篇文章记了下来，并从中推演自己的结论。当然，拉萨尔也说过恭维俾斯麦的话，“俾斯麦很了解一个国家真实的宪法，他的许多见解和我的许多理念完全相符。”
在以后的1863年到1864年冬天的这段日子里，拉萨尔拜访过俾斯麦不下十几次，他们每一次会面都会谈很久。俾斯麦曾在议会上说道，“拉萨尔的个人魅力在很多地方吸引着我，他是我交往的人中很有才干却最和气的人。”这两个人会经常谈比较重大的问题，比如说德意志的统一应该是以王侯为单位还是以民众为单位。在他们看来德意志共和是很难实现的。
俾斯麦说:“你们不和保守党合作，是因为你们几乎没有可能被选中的人选，而我们彼此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在反对市侩派夺取政权。”拉萨尔回答道:“劳工党和保守党有联盟的可能，但并不代表他们会长久地联合下去。”俾斯麦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将来哪一个能够和魔鬼一起吃樱桃，这个将来会知道结果的。”
拉萨尔曾尝试劝说俾斯麦提倡普遍选举，而俾斯麦则认为这样做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拉萨尔给俾斯麦写信说:“首先，要让全部德意志的人都清楚选举权这件事。而有关于选举的技术方面，则需要一些方法阻止人们规避投票与分散选票。我要和你探讨这些方法，我等待您的约见。”如此亲密的口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约见的场景，俾斯麦边吸烟边倾听着他的谈话，偶尔会用一些戏语来调侃拉萨尔。然而就在这封信写过5天后，普鲁士便开始向丹麦进攻，这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拉萨尔开始着急地约见俾斯麦，然而此时的俾斯麦已经无暇顾及选举权的事了，因为他正在打仗。
拉萨尔曾引导俾斯麦扶助生产合作社，要求政府给予一亿元资金扶持，另一方面他还提倡建立大规模的国有产业，拉萨尔是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来创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相反，俾斯麦的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君主统治。到了春节，拉萨尔更是四处活动，他率领西里西亚的穷苦纺织工人与君主见面，俾斯麦却不合时宜地调侃了这群可怜的职工，这让君民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了。
有一次，一个行政长官没有经过调查，仅凭雇主的一面之词就对生活困苦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做了处理，这让俾斯麦很是恼火，他认为这个人没有办事能力，提议革掉他的职位，并重新派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来研究工人的工资和养老问题。工人们实际上的确需要有一个能够明白事理的人来倾听他们的心声，而这个人必须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而不是替雇主说话。而俾斯麦正好满足了他们这样的要求。俾斯麦曾劝说君主自解私囊拿出7000元钱，按照拉萨尔的计划，尝试发起一个生产合作社。尽管做这样的组织会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但却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工人们在合作社中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不仅可以拿到工资，还可以分得卖出的货物利润。当时也有政府宣布反对国家干预社会事务，但俾斯麦在报告中给予了回应:“纺织工人的食物大多以洋葱汤和加盐的稀饭为主，很难看到肥肉，就连咖啡也减少到了最低量，而这些也仅仅够让这些辛苦的人们活命而已。”
俾斯麦还说道:“现在各地都争相效仿地向国家求援，对于国家来说，想全部照顾到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不过，难道国家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要放弃对这些人的帮助吗？”俾斯麦停下来把手一挥，接着他用最后5个字代表了他坚决的态度，“国家能帮忙！”这便是他与拉萨尔探讨的最终结果。俾斯麦就这样寻找到了一位同盟者，但拉萨尔却为了一件名誉的纷争，最终死在了别人的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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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
布利克森伯爵是俾斯麦的老朋友，而且是个丹麦人，他经常会陪俾斯麦打猎。俾斯麦在任宰相一职的时候，曾写信给这位伯爵说道，“我虽然是这里的宰相，却还无法做出任何看似有功绩的事。如果你在我的位置，是可以将斯堪的纳维亚打成一片的，还可以成立帝国，这样统一德意志就容易得多了。而我们将来可以成立一个德意志同盟，势力可以强大到足以统治欧洲。我们同宗同源，宗教、语言、文化都相差不远，所以我想请你转告你的国人，如果他们不能照我说的去做，我也会让他们无法动弹，我不想在我正攻打其它地方的时候，背后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
这半开玩笑的口吻的确令人瞠目结舌，布利克森伯爵当时在丹麦也任宰相一职，乍看这封信似乎让人觉得这是个好大喜功的疯子所为，但布利克森伯爵知道俾斯麦不是个妄想家，而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并且是位实干家，这封信绝不仅仅是个笑话，这更像是一个警告，而这警告只是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发的。
这两个地方虽然小，但在整个德意志看来却那么刺眼，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群众意见和态度一致认为这两个小国是永远分不开的，这大概有400年的历史了。如果一位君主去世，那么继承君位的下一任君主仍然会将这样的誓言继承下去，并且要宣誓忠于新的宪法，而且要与那些民族主义者为敌。曾有一位叫奥加斯丁堡的公爵将他的土地卖了200万，他的儿子发现契约有问题，就利用这个争端，夺取了他父亲的爵位。
但不巧的是他身边就恰好有一个普鲁士人，而这个普鲁士人非常注重普鲁士势力的发展壮大，虽然他不在乎这两块德意志土地的特性，但当他们当了德意志邦联会员的时候，是会增加普鲁士党的势力的。他这样做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要将两个小国变成普鲁士的两个省的意愿基础上的。“如果我与丹麦人进行私人联络交往的话，虽然会比现在的交情好得多，但却不会拥有更强大的势力，而如果选择与独立的元首进行联络交往，显然要更重要。”俾斯麦说道，“他既然是马基雅弗利的高徒，就必然会先同丹麦交涉，到时候再用这个奥加斯丁堡反对丹麦，随后再与奥地利交涉，这样才能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个政策虽然算不上一个详细的计划，但步骤却是完整的，如果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地执行下去，那么离成功就会越来越近。1863年中期，整个德意志都在欢迎这位决定从外国手上夺回德意志土地的奥加斯丁堡公爵。俾斯麦对这件事也表示了支持，并在国事会议上提议夺取这两块土地，但威廉却说:“我并没有在这两个候国的权利。”
俾斯麦反问:“在以前大选的时候，弗里德里希王在普鲁士与西里西亚有过什么权利？霍亨索伦族都是开疆扩土的人。”
君主听后默不作声，太子也觉得俾斯麦有些疯狂，以致连罗恩也不做声。后来俾斯麦发现自己的提议并未列入议事程序，而秘书解释说这是君主吩咐删去的。
俾斯麦其实是很感谢石勒苏益格事件的，这样他就可以成功地将奥地利拉到自己这边来，然后再甩开奥地利，最后将奥地利踢到联邦议会之外。如果不是杜伯尔、柯尼希格雷兹的胜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俾斯麦无疑是在悬崖边上行走，他必须时常用一双眼睛盯着欧洲的情形，而运气也似乎总是选择站在俾斯麦这一边，有几次几乎要失败的时候，他都凭借层出不穷的手段化险为夷。
当然，俾斯麦是不会单枪匹马攻打丹麦的，这样会惹怒欧洲，也会惹怒奥地利。他曾向维也纳的外交总长勒克堡伯爵表示他愿意独自承担解放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两个侯国的任务，而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合乎民意的。当他用这样的话使他拥有这样一位有势力的同盟后，就不用再去理会德意志邦联的态度了。对欧洲各国的种种顾虑和不安，俾斯麦都表示出友好的态度，欧洲相信这是个两败俱伤的争斗，这才让其他国家比较安心。从这一点上来看，俾斯麦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让奥地利成为自己的同盟，对奥地利起到了牵制作用，而另一方面则成功地拖住了其他欧洲国家，这样普鲁士就可以安心对付丹麦了。
在战事尚未开始之前，俾斯麦如此写道:“奥地利尝试重新整理德意志邦联议会之后两个月，当无人再提及这件事的时候，奥地利对与丹麦作战这件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说明我的计划是成功的，这件事是我们10年努力都未曾办到的。奥地利选择与普鲁士联盟而不是符腾堡，倘若我们不理睬奥地利，那么奥地利的内阁就会倒台。我们的讲话在伦敦与圣彼得堡都很有分量，而这份力量并非来自报馆和两院，而是来自于强权政治，来自我们应有的实力。我们现在还不算是最强大的，因此我们还需要奥地利的帮助和附和。至于以后是否需要甩开它，那是将来要考虑的事情。”这是俾斯麦在1863年的圣诞节那天，给巴黎的戈尔支的一封长信中提到的。通过这封信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可以在强敌面前大摇大摆了。
俾斯麦在争取君主支持的同时，还要跟议会中的其他反对势力进行抗争，这其中就有民主党。菲尔绍说:“我们要赶紧提醒君主危险的来临，宰相改变立场和观点的速度如此之快，说明他根本没有方向，他听不到人们的呼声，他这是在破坏德意志与普鲁士的利益。他是个疯子，他已经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俾斯麦回应道:“这里有350名议员，在最紧要的关头却不能让这个国家国富民强，你们不支持这个政策，也不去执行它，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你们考虑过这会对全局造成什么后果吗？如果议院坚持不批准预算，那么我们只能去挪用其它费用了。”议院随即投票否决了关于借款作战的提案，俾斯麦一怒之下解散了议院。直到第二年才重新召开议会。
俾斯麦依靠君主给予他的权力在议院中进行着抗争，而同时他也在利用议院来限制和恐吓君主。他一方面用打仗去堵住反对者们的嘴，一方面又用符咒来迷惑住柏林的卡罗伊，并用威胁的话来恐吓着维也纳的勒克堡。而普鲁士国王如今却左右为难，一方面被俾斯麦催迫，另一方面还要时刻应对着别人的警告，两方面的压力让他苦不堪言。俾斯麦对君主的犹豫不决的态度也倍感绝望，他写信给罗恩:“君主并不赞同这场革命，他宁肯相信他的敌人也不肯相信我，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二三十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子孙做打算了，如果这盘棋输了，我们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帝如果知道普鲁士要亡国，让我们情何以堪！”他只有在迷茫或者无助的时候才会祈求上帝。
俾斯麦最终说服了威廉同弗兰茨约瑟夫联手，但俾斯麦却还需要找一个理由把这场征服战争变成“公道的战役”，而且这场战役还得是有利于德意志邦联的。俾斯麦的军队在3个月之内便攻下了杜伯尔，占领了全部的领土，一直到阿尔森。这时伦敦方面召开会议，要求停战。俾斯麦也极力牵制着拿破仑三世，希望他在这时能够帮助自己。俾斯麦将奥加斯丁堡公爵召到柏林，并安排他与君主和太子会面。这使公爵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基本巩固，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势力。
这场战事的第二阶段仅用了两个礼拜，最终以普奥两国的胜利告终，这两个公爵国的土地也被普奥两国所掌握，现在唯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分配的问题。普奥两国的君主为此进行了会面，俾斯麦在会晤上说:“现在历史将我们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德意志将会处于我们的领导之下，只要我们联合一天，德意志就在我们手上一天。”弗兰茨·约瑟夫说:“你是要将两国变成省吗，还是更关心普鲁士会分到多少权利？”俾斯麦回答说:“我也想知道君主是怎么想的。”很显然，在分配的问题上，两国的宰相都不想出头，而是强迫他们的君主去争取。通过士兵浴血奋战得到的土地，君主们却无法处置，他们彼此间的不信任让他们只能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打马虎眼，两国的君主都装出很客气的样子。会谈之后，他们开始享用早餐，而那位沮丧的宰相，却只能用酒来消除他心头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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