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议会

    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时，俾斯麦给各位议员发了请柬，这是他第一次给人发请柬，这让代表们颇为激动和不安，不过却有人极力反对。而俾斯麦却并不在乎，他只是想在这样的场所完成一件件政治交易，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通过帝国议会询问。俾斯麦已经很久没有赴会了，也很少进宫，他更情愿待在家中，他老了，开始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然而，他的地位让他更愿意以主人的身份来招待客人，因此他每次都会将那些危险的仇敌请到自己家中聚会，来商讨一些问题。

    俾斯麦曾经一度将菲尔绍当成自己仇人中最和气的，但现在，整个帝国议会都在反对他。而他面对着的是几百个仇敌，同样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开始渴望公开的挑战。如果他是个专制君主，他将会找出更多的原因让他的仇人们不得安宁。而在此后的20年间，俾斯麦的确经常发脾气。

    如此好斗的性格，其实也是促使俾斯麦犯下很多错误的根源。他火爆的脾气使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向他的对手让步。而且他还不肯与人商议，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独断专横，他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也看不到其他阶级的逻辑思想与愿望。在外交上，他更是不轻视任何对手，这时的俾斯麦会显得异常谨慎，在没有绝对优势时，他不会尝试冒险的行动。

    而在国内，他则成功地以强权奴役了公理。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国，帝国议会也成了他的仇敌，俾斯麦由此取缔了一个又一个政党。他的独裁专制让所有人都对这位天才感到反感。对于国内事务，他随心所欲，结盟与毁约都在随他的意愿而定。人们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位外交天才，他可以在搞外交时静静地与列强对弈，却不肯平静的面对国民。他经常不屑于做出让步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厌恶帝国议会里的某一位领袖而已。

    通常在星期六的晚上，议长的豪宅里便挤满了代表。反对党怀着各种目的来到他的对头这里，当然也有人是冲着丰盛的饮食而来。俾斯麦很礼貌地招呼着客人，虽然他并不能叫出每一位来宾的姓名，但他认得他们。

    除了对到来的客人表示欢迎外，俾斯麦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礼仪，也从不介绍客人，而是随客人们自己去拧开黑啤酒的龙头，灌满一大杯啤酒。而在这样的聚会中，很少有女士光临。当聚会接近午夜的时候，俾斯麦仍然会在一群人中，自说自话地讲着过去的故事，他保持着明星的气派，而环绕在他周围的却是他的仇人们，他们都在寻找机会想取代这个高高在上的人。俾斯麦坐在那里，右手夹着一只德意志大烟斗，四周放着报纸，穿着军服，没有带武器，注视着这群客人的眼睛，似乎要将这里所有人都看穿一样。

    本尼格森是一名军人，他是那个时代具有杰出才能的人，像罗恩一样不爱说话，但却很有男子汉气概，大度而忠诚，目光谦逊却从不妄自菲薄。这样一个天生就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却不肯进入内阁，而是把他的精力都放到了一个党派的领导上，这就是民族自由党。俾斯麦嫌他太柔和，说他没有激情。可俾斯麦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拙于行动却思维敏捷的人。还有一位也在这个聚会上受到了俾斯麦的关注，他就是卡尔多尔夫，他有着和俾斯麦一样的斗士风度，他们都骄傲而且粗暴。他的性格和才干曾经吸引了俾斯麦的注意，但他并没有投靠俾斯麦，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没有被俾斯麦所支配，他是独立的，因此他能和俾斯麦成为长久的朋友。

    在贵族人群中，有一个与本尼格森同龄的犹太人也很显眼，他就是拉斯克。拉斯克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并且身为激进派领袖，也因此很快就成为了本尼格森的强劲对手。在批评、辩论、演讲方面，本尼格森确实不如这位同龄人。他的理想国体是立宪制国体，本尼格森却更倾向于民族国家。他脾气蛮横，没什么嗜好，所以与俾斯麦并不算合得来。本尼格森作为一党元首，却会遇到他的政党不听从他号令的事情，并且会叫嚷着与他决裂，而这对于俾斯麦来说，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因此在俾斯麦的眼里，本尼格森是个笨伯爵。

    还有一位犹太人，也是同一政党的党员，此刻正带着狐疑的神色听着拉斯克的讲话，他叫巴姆贝格尔，这个人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只是后来他真的把人生变成了一出戏。这个人曾经因为弄出几桩事而逃离了普鲁士，最后跑到了伦敦，投靠了他的有钱亲戚，在银行当上助理并发了财。大赦之后他赶回德意志成为了民族自由党成员，当战争发生时，他保持着中立的态度给他的挚友写信道:“俾斯麦是一个化合物，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保守党、普鲁士军官、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贵人、西班牙堂吉诃德化合而成的。”他很客观的承认了俾斯麦的伟大之处，但俾斯麦却依然无法容忍这个暴发户。

    还有一位很少见的客人出现在了聚会上，他就是利希特，俾斯麦厌恶他甚至超过了巴姆贝格尔。可想而知，当俾斯麦看到他的时候，注定又会因此而失眠了。利希特独自一人远离人群站着，用犀利的带有批判的目光注视着俾斯麦。在爆发冲突的那几年，他受到了惩罚，成为了俾斯麦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员，他的市长职务伴随着他的收入一起被剥夺了。因为他大胆地写文章批评警察的专制。后来他做了记者，而当拉萨尔同俾斯麦谈判的时候，他曾反对过拉萨尔，而现在他密切地注视着俾斯麦，他既不甘心在统治阶级面前压低自己的身份，也不情愿让自己在大势力面前蒙受屈辱。他曾在报纸上斥责陆军预算，并列举了数字为证。俾斯麦迅速到帝国议会展开反击:“利希特常常呆在房子与报纸堆中，对现实的生活能有多少了解？民主党的这位专制者专门喜欢夸大那些耸人听闻的话。”利希特便带着令人愤怒的安详神情反驳道:“我不了解，难道帝国的宰相就了解吗？”

    这时候这位客人身边突然出现了两个身影，其中之一便是李卜克内西，这个路德的后代的日子曾经过得极为艰苦，但头脑却藏着和理想家一样的目标，他要为自己的阶级谋得福利，更希望能为全人类谋福利。也正因此他在20岁的时候就被共产党驱逐。如果他和俾斯麦不曾相识，而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相遇，或许他们会迅速成为好朋友。但俾斯麦很快意识到这是个捣乱者，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两个专制的人碰到一起，所发生的通常会是无休止的争斗。另一个身影便是倍倍尔，他是军官的儿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应该是个懂得服从命令、遵守秩序的人，然而聪明的他发现他应该有所作为，于是他也挤进了帝国议会，为此他甚至还蹲了监狱。

    但在监狱中他遇见了李卜克内西，他从这位狱友那学到了很多他现在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许多基本理论，他们一同被囚禁了两年，而马克思理论也是如此学来的。

    倍倍尔还算是个比较实干而且比较灵活的学者，他的判断能力比较简单而且通俗易懂，超过现在与他订立长久盟约的人的判断能力。但这两个人却同样拥有自信，同样拥有敢于奉献自己的精神，拥有敢于失去自由与健康的冒险精神。这两个人从俾斯麦的大厅里散去了，其他客人们也都纷纷告辞了，而这个晚上都端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的瘦小人物，如今也站了起来，即便如此，他依然显得那么矮小，他移动着小小的步子走到主人跟前站住，在主人的面前，他越发显得渺小，仿佛这位巨人随时都可以用他的手将这个瘦小的人捏碎一样，但没有人会知道小鬼的手似乎拥有更加惊人的魔力。但是他们并没有争斗，只是很和气地握手告别。在分手的时候，大个子对小个子说了些什么，仿佛是要向小个子求证或者讨一句预言，这个小个子就是温德赫斯特。

    温德赫斯特瘦小的身躯上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这让他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但他却极少开口说话，灰色而深邃的眼睛正透过厚厚的眼镜凝视空中。俾斯麦也正注视着这个瘦小的人，期望这个睿智的人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这个小个子张口回答问题，声音却显得那么坚定，甚至带有一些严厉的口吻。温德赫斯特的视力很差，这也导致他的听力和记忆力都磨炼得分外灵敏。在帝国议会里，他可以不用看就能分辨出别人的声音，并在适当的时候横插一句话。而当他进行演讲时，他不用记事本就能把所有的要点记得一个不漏，这使得他在与对手辩论的时候占得很大的优势。他的祖上几代都是律师，因此他遗传了很好的口才和逻辑能力。虽然他身材矮小，而且视力先天不足，但却逼他练就了一身超于常人的能力。温德赫斯特从儿童时代到大学一直都勤奋刻苦地读书，在格丁根大学的时候，他一顿饭只花几个钢板，并且滴酒不沾，这一点与俾斯麦截然相反，尽管俾斯麦的父亲很贫穷，但他依然拿着他父亲的钱大吃大喝。而当俾斯麦还在想方设法用狂饮和骑术来获得波美拉尼亚伯爵夫人的好印象时，温德赫斯特已经成为了高等法院的审判员，而那时的他仅仅有30岁。

    温德赫斯特是个信奉宗教的人，但他却能同时容忍其它的派别。他虽然不爱说话，但却善于制造幽默，他并不愿意做预言家，他讥讽或者与人辩论的时候，常常会将戏谑的词语夹杂其中。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矮小的身材和丑陋的相貌的时候，还是会产生自卑，甚至放声痛哭。他喜欢在与女人谈话时捉弄她们，并说些放肆的言词，但这都是古代侏儒弄臣的伎俩，然而温德赫斯特却与他们不同，起码不会像从前的驼背人一样对人表示出自己的恶意，他只不过是想让人们知道，他不会因为别人看不起他而鄙视这些人而已。这又与俾斯麦大相径庭，俾斯麦对人是不会如此容忍的。

    而在自重方面，他和俾斯麦却差不多。温德赫斯特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党员们都说他是个专制者，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是个政治家。他的朋友则取笑他说，他政治家的成分少，政客的成分多，这样戏谑的话的确是对他最恰当的描述。他很懂得在这两个领域里应用战术取得胜利。而且他用不着像俾斯麦那样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他的人格是精神化的，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很谨慎，而且极少写信，即使是在不得不写的情况下，他也会请求收信人看后要将信立刻烧掉，这种过分的理性仿佛是天生的一样。他没有那么多需要顾忌的事情，这使他不用低眉顺眼，他可以在斗争中摆出任意的姿态。当帝国议会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便在柏林度过星期天，早上他会先去赫德维教堂，然后去拜访巴里施罗德，这个不信教而提倡宗教的人，让自己的休息日过得很有特点。

    或许在整个帝国议会中，只有温德赫斯特一人能够征服俾斯麦，而那个被征服的人也总是对他的失败难以忘怀。俾斯麦说:“仇恨是人生的一双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爱。而对于我，有两个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是我的夫人，另一个就是温德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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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月法令”

    虽然三次战争的结果都以胜利告终，但却并没有让俾斯麦感到太多轻松，俾斯麦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开始有了隐退的念头。普鲁士国王曾在20年前说过:“俾斯麦只有在国家需要强权时，才最适合担任宰相。”然而国王却在10年前就任用了俾斯麦，虽然他还不能完全信任俾斯麦，但却需要这样一个拥有铁腕手段的人执掌内政。而如今，俾斯麦在外国打了三次胜仗，这样一个人如今却要走回到他的起点。俾斯麦的自信其实也是他失败的深层原因，他很清楚在外国有着和他一样地位的对头们在与他对抗着，这就如同下棋，他要尽可能地获得足够的权力来战胜敌人，打乱他们的部署。而对于内政，他则需要知识、权力、手段去制胜他的对手。相比国外的列强们，俾斯麦在国内的对手们不过是些虾兵蟹将而已。

    俾斯麦最先面对的冲突来自于教会，事情起因于梅斯的督监想要获得一些保护，以宣扬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他开始向俾斯麦介绍教会内部的事情，“大人，您是了解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会比那些信奉其它教派的人光明。”俾斯麦对此只是傲慢地笑了笑，他问道:“如果按照你的思维逻辑，也许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两位政治家，一个穿着元帅服装，一个穿着监服，彼此微笑着，但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却已经明确地显露出来了。从中可以看出俾斯麦是多么的不明白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他虽然通晓历史，但对宗教史却知之甚少。

    俾斯麦之所以这样做，无非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已，他打击教会并非为了宣扬其它教派，而是担心教义的威胁会危及国家，教会会成为他的仇敌。当他执掌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后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起始于克尼希格雷茨之战。”当时普鲁士的基督信徒们则深信:“欧洲包括德国在内，都将受到基督福音的感化。”

    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力图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权力重新集中起来，致使危机爆发。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教皇宣称自己是永恒正义的，这就威胁到了俾斯麦的权力和他的意志。如果让信奉一种教义的德意志人全部受制于另一个国家，国家还怎么管理呢？俾斯麦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不许答应教皇，之后又警告了教皇，不许强行执行教义。同时他联合所有可能的反对力量来与天主教势力抗衡，如果决议生效，那么这些督监们就变成了外国的雇员，他们就可以不受朝廷管束了。

    俾斯麦也想组建一个德国的天主教教会，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而科隆大主教这时已经发布了命令，严禁波恩大学的学生去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立即采取了攻势，他宣布这一禁令无效。他正在缔造帝国，决不允许有人凌驾于帝国之上，他相信宗教的辩论会动摇帝国的根基。

    俾斯麦为了他的事业已经奋斗了二十载，却在最后时刻遇到了危机。

    他虽然感到愤怒，但却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计算好接下来的步骤。他觉得展开一种竞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又能使意大利与法兰西绝缘，还可以巩固德意志与俄罗斯的联盟关系。俄罗斯总是反对罗马的，尤其厌恶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曾经在波兰策动过反叛。在国内，太子是会支持他的政策的，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指引，最乐此不疲的就是与教会作斗争。

    5月，俾斯麦正式同教会宣战，但并非毫无保留地要求政教分离，而是以一种“坚守态度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堂讲台条例》，严禁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后来他又受形势所迫颁布了“五月法令”，通过法令他成功剔除了礼部内的天主教势力，并废除了宪法中保护教会的章节。他甚至开始干涉主教辖区内的学校教育，把耶稣军及同样的教会驱逐出领土。他还强行修改了法律，并用流放、罚款、监禁和拘留的手段去恐吓狂热的宗教支持者，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他还在许多教区内安排了牧师，用来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教徒之间的感情。用“良心问题”使教士、教徒爆发道德与利益的危机。在当时的形势下，“五月法令”的颁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反对“一个异教团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也发表了激烈的演讲:“我反对天主教与耶稣教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要做信奉与不信奉之间的斗争，我只是想争得我们的权利，这是君主制与教士制的争权。”俾斯麦从来都不多说话，而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真正的动机并非是教义之争，而是权力之争。

    “教义之争”是菲尔绍从拉萨尔那里借来的概念。菲尔绍说:“耶稣教的发展是为了让人类可以开拓更宽阔的空间，使你们奋勇向前地做独立的事业。而现在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否则，你们将破坏整个德国的发展进程。”菲尔绍与俾斯麦在面对这件事时已经暂时讲和了。

    温德赫斯特劝说俾斯麦，让他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他对俾斯麦说:“如果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中分离出去，那谁来承担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接手这样的工作吗？如果能，请告诉我新国家的回答。而这里将来是要变成一个异教的国家还是要变成一个无神的国家呢？或者说仅留上帝自己在世上呢？”俾斯麦没有立刻反驳，只是压着怒火说道:“我只是在维护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而已。”

    忍耐是暂时的，第二天俾斯麦就开始反击，甚至用很激烈的话说道:

    “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而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到议员会对纷争进行劝说或调解……如果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的所得只是来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信奉的上帝保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答道:“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的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面对什么都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会效忠汉诺威王室。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正是我们实行的近乎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主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温德赫斯特的反驳的确要比俾斯麦精彩得多，是那么有声有色。

    温德赫斯特在揭示强权精神与奋斗精神可以推行的原因时这样说道:

    “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金钱，而且都多于我，拥有如此多的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同样他在国内推行他的见解也会更加有效。”面对这样的挖苦，俾斯麦走出了议院，但温德赫斯特并未因此而放过这位议长，他甚至还微笑着向俾斯麦的背影做了射箭的动作，算是为他送行。“遇到这样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能地要接受挑战……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的。”

    温德赫斯特此时像大卫一样，很骄傲，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狠地扔向歌利亚的头，不过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发觉自己在宗教问题上的错误，他利用皮胡之死，与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了提案，并把责任都推到了下属的身上。

    但这并不代表俾斯麦会消除对教皇的憎恨。“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都会怒目圆睁，甚至于会蹦出几句咒骂的话语，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的安全，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要和这个人做抗争。”不过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很难被征服的。当俾斯麦和符腾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他作了这样的比喻:“国家就像宪兵，手里拿着利刃，悄悄地捉拿了那些脚步飞快的教士们。”

    当婚姻法颁布的时候，俾斯麦对萨克森使臣解释道:“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将中央党当作我的政治对手，可我却激怒了全部天主教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也是反对这样做的……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我也是后来才看到那几条法律条文，而在签字之前我并不知道里面会有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所以，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我不应该为这两年普鲁士发生的事情负责。”

    俾斯麦现在极力想撇清自己，但在一年前，他却在唆使人们为宗教问题而争斗:“我们的国家受到了威胁，而这正是那个从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所为，无论什么权利，甚至宗教外的权利，他都喜欢拿过。他会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会抽掉我们的税捐，总而言之，在普鲁士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会有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当然，他希望德勒斯登早已忘记了这些话，但他却打错了如意算盘。甚至于人们连他25年前的话都会记得:

    “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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