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借刀杀人

    1871年3月18日，巴黎宣布革命政府诞生，因躲避革命而逃离柏林的威廉又回来继续当皇帝，人民夹道欢迎。全德国人民也表示了他们对巴黎的起义者的同情，这使俾斯麦担心起来。当国家和社会都面临危险的时候，必须要先保护自己，这是俾斯麦的第一反应。

    拉萨尔死后，俾斯麦依然按照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在经营着党派，但在巴黎革命结束后，他便丢开了社会主义。按照计划，他已经不需要任何党派来对抗自由主义了，他现在所要做的是能尽快颁布几条法律来保护财产，并且惩治那些宣扬社会主义的人。可是帝国议会并没有通过俾斯麦的提案，于是他警告他们:“社会民主党已经在快速的发展之中，或许在几年之内，市侩们便会叫喊着让我们制定惩治的法律了。”他希望借助强硬的手段来对付社会党，但这并没有奏效，因为帝国议会害怕通过非常的法律镇压而导致的抗争。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破了这种僵持的局面。

    1878年5月，80岁的老皇帝坐着马车出巡，有一个人向他开枪射击，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学生，是一只可怜虫，是被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党的成员。当俾斯麦得到这一消息时，他拍案叫道:“我抓住他们啦!”“尊敬的大臣，你说的是社会党么？”“不是的，是自由党!”尽管如此，俾斯麦还是很快制定了计划。这次骚动会促使自由党要求投票表决，以颁布一部非常法律，这样俾斯麦便有机可乘了。当天他就命令司法部大臣起草新的法律，第二天就把草案送给各位大臣看。10天之后，这部蓄谋已久的法律便被送到了议会成为提案。但又过了10天，整个议会几乎都反对这部法律。本尼格森预言说:“倘若通过这部新的法律，将来便会有更多的人以此为屏障做些不光彩的事，这远比光明正大要危险得多。凡是被这部法律攻击的各阶级都将极其仇视它。”一向遵守法律的人会说:“如果有钱人有了这样的法制作后盾，而几十万国民都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崇尚法律？”本尼格森继续说，“这样的一部法律必会产生持久的不良影响。”利希特也以同样的理由进行了批评。

    3个星期之后，又有一颗子弹射向了老皇帝，这次他受伤不轻。俾斯麦听到这个消息后却非常高兴，他认为这又是一个机会。其实俾斯麦一直都很关注老皇帝的健康，老皇帝在12年前就将大权交给了他，让他能够随意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他也会迁就老皇帝的古怪脾气。俾斯麦盼望老皇帝可以长命百岁，这样他便可以长久地掌握大权。加之太子和他是仇敌，如果太子登上皇帝宝座，俾斯麦的权力便会随风而逝。

    俾斯麦并不是个大度的人，他会对反对他的人耿耿于怀。如今，他一手创立的帝国议会竟然要否决他的提案，这让他对利希特、温德赫斯特、本尼格森等人充满了仇恨。老皇帝再次遇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俾斯麦坚信，凭借这个事件，他就可以把身边的这些仇敌统统消灭，最终解散这个议会。

    9天之后，议会果然被解散了，而老皇帝的遇刺事件也促使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提案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拥护。但实际上那个刺杀皇帝的倒霉鬼是个不属于任何政党的精神病，他在供认罪行的时候说到刺杀的理由，仅仅是想在死的时候拉一个名人垫背。然而这对于俾斯麦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他的目的在刺杀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达到了。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对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国内，他仍想用同样的手段使这一政策产生效果，但却遭到了太子的反对。因为老皇帝受伤，太子便替他的父亲处理国事，甚至所有的自由党都在期盼老皇帝死去，渴望太子登基。

    有违人意的是老皇帝严重的伤势却大有好转，而拯救他的正是他那天一反常态想起要戴的头盔。他重伤康复之后，在床上下来，很诙谐地说，这个杀手给他治病的效果比医生们还要棒。整个德国都为老皇帝的康复而喜气洋洋。而此时的俾斯麦将要趁着这个机会放手一搏了。

    俾斯麦在选举中不断变换标语口号，用以削弱左派政党的势力，与此同时，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却变得异常强大。这样，俾斯麦便可以强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了。他又趁机将条文修改得更加严酷。俾斯麦的新法律得到了实行，先试行两年，然后延期再实行4年。新法律规定，官吏们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任何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及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社会党不享有报界的各种自由及当众演讲的权利，凡是州郡长官均有权在其辖区内宣布戒严。

    新的法律开始实行了，全国各地都有搜查住宅、拘捕、驱逐出境的事情发生。在此之前，俾斯麦曾经向民主自由党保证只有“遇到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某人驱逐出境。而在4个星期之后，他却公然食言，宣布在柏林及周围地区实行戒严，把67个社会党领袖驱逐出柏林。当汉堡自由式的选举不符合他口味时，他又在那里宣布戒严。不久又把1500人投入监狱，总监禁期不少于一千年。在几个星期里，帝国境内关闭了200个会团，有250种书籍遭查禁，6个月内，被禁的书籍达600种，有几千人因此而失业破产。倍倍尔把这些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比喻得很是贴切。

    他说:“和我们有着同样思想的人们的生计都被剥夺了，被人践踏，遭人诋毁，诬蔑他们既无名誉又无法律。官吏们妄图激生骚乱……这样的杀人攻击与谋反的日子是近代德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日子。”

    正如本尼格森预言的一样，领袖们与他们的党员在森林和矿区里开过多不胜数的秘密会议，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道:“俾斯麦不停的破坏活动正上了我们的当。”李卜克内西在演讲台上说道:“任由他们凶去吧，他们的行为越疯狂，灭亡的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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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面楚歌

    从法兰西归来，君主封俾斯麦为伯爵，这却让他产生了恐惧。他高兴他的家族因此而得到了幸福与兴旺，但同时他也不得不关注本阶级其他人的看法，这些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阶级能有这样一位天才。他曾竭力劝阻君主不要封他为王，但君主初衷不改，并以王爵之礼相待，全体王室成员（人人都在心里反对他）也都向他道贺。他身不由己，只能接受。

    保守党中从未出现过能与俾斯麦的智慧与意志相媲美的人，因此他们与他失和，甚至决裂。就这样几大政党中的最后一个也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与政府的领袖分道扬镳，尽管不是俾斯麦的本意，但他们的举动使得他更易于与自由党合作。

    俾斯麦晋升为王爵，加剧了他与同僚们的分裂。他说:“走开，我要你们的领地。”俾斯麦在他的纪事中提到阿尼姆和戈尔支是二等对头。他说:“三等对头包括与我同阶级的人，他们的观念不太像是德意志人的，而像是波兰人的，他们因为我打破了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平等传统观念。现在，我被封为王爵，虽非我本意，但他们仍会纠缠不休，给了我很多极其尖刻的批评……如果我真的应该被批评，那我宁愿忍受来自从前亲朋好友们和同一阶级的人们对我的批评。”

    从1872年开始，俾斯麦的对头们在《十字报》与《帝国警钟报》上开始诽谤俾斯麦的名誉与德行。《德尔布吕克——甘豪增——巴利士洛特纪元》就是一帮无名氏撰写的评论——遵照法律，由随便哪一位编辑署名。

    真正的作者是曾经与俾斯麦有过矛盾的冯·罗伊男爵，他是一位外交家。

    相对于那些长者，俾斯麦年轻的对头们是直奔目的。他们在俾斯麦发起的《十字报》的符号下面标志了十字架。关于这张报纸他在日记里曾写道:

    “在十字架符号之下，以侍奉上帝的忠心来侍奉君主和祖国的精神指引下，早在若干年前就不再仅仅代表部分保守党了，且与基督教无关了。”

    在讲台上，这些俾斯麦的敌人们在公开的演说中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俾斯麦在还没成为普鲁士的使臣之前，他和财政界的富人们的交往就十分密切。在俾斯麦未当宰相之前，他是一个并不大富裕的人，只是依靠当普鲁士使臣的微薄的薪水生活，但他却能在俄国首都、法国首都、法兰克福代表他的国王……并且他和巴利士洛特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巴利士洛特一定曾经用好的财政提案来讨好他。俾斯麦有权证明他之前都是善意之行，等有证据证明他的行为不善时，才能否定他。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位高高在上的宰相曾经给了有剥削人民嫌疑的人们不少好处……现在的政府什么坏事都做过，只为掩饰与其余的柏林的财政家的不光彩关系。”

    冯·罗伊男爵还曾写道，1870年7月间，在宣战的前一天，他遇到了巴利士洛特:“我们无法想象巴利士洛特与俾斯麦在一起是否在谈天气，我不知巴利士洛特是否在以战争或和平来投机。但我绝对相信俾斯麦和巴利士洛特的交情，会有助于俾斯麦。”

    接着，有一名叫普特卡默的军官写道，“俾斯麦因为他的夫人要继承一块普特卡默的领地，所以他强行推行了一条法律。俾斯麦还把政府的购物清单交给了他的瓦森造纸厂的一个租户，一个名叫贝伦特的犹太人。这种行为还不算卑劣吗？”

    俾斯麦的仆从们说他是一个卑鄙的财政阴谋家。在创办公司之初，这些对俾斯麦影响很大。他们又把犹太人作为骂人演说的主题，欧洲十分喜欢听这些有关骂人受贿的言语，而这种行为对国家十分不利。在这个胜利时期，人们利用此时机做投机事业，并利用犹太人所开的银行，可在外国人面前诽谤犹太人的人正是利用犹太人的人。又有人说:“因为贿赂达到庞大的数目……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不良的制度之下，就是俾斯麦的杰作。”最后这句话足以让写这篇攻击犹太人的言论的人受到监禁，结果他不得不逃到了瑞士。

    在许多正在发横财的贵族里有人传言，“德国的宰相把一个普通委托权交给了伟大的犹太银行家，让其代管财产，这蕴含着甚至会危及国家利益的危险。”在公司兴起的时代，俾斯麦的行为让很多人对他都很不满。

    毛奇和其他几位元帅想间接地使俾斯麦和巴利士洛特分开。密友写信警告他说:“我们不得不告知殿下，有人传播谣言认为巴利士洛特是政府的朋友……普鲁士以前的信用已经丧失……因为一个公司的发起人在政府里受着优待。”但俾斯麦不听任何劝告。在有人写信上报给皇帝时，俾斯麦做足了准备，并让巴利士洛特在他的庄园觐见了威廉。另外，皇帝自己的财产也在另一个“犹太理财家手上”，他和俾斯麦一样富有。

    “倘若一张报纸，如《十字报》，胆敢说最无耻的话来攻击世界上有崇高声望的人们，尽管说法巧妙，不能让人起诉，但却让人怀疑那个大臣的确做了不光彩的事——我们应该统一战线，反击这种污蔑，无论何人都不应购阅这张报纸，因为这同样也是间接传播污蔑言论的行为。”在议会里，从他的普通委托权的太平港口里，他可以反击他的对头们。

    俾斯麦的贵族同仁们依然坚持向他挑战，这些人是曾在俾斯麦鲁莽少年时帮助过他的人，而到了晚年，他们却都反对他。有46个最老的世家，后来又加入了几个名牧师，他们在《十字报》上声称绝不会放弃他们的报纸，他们对君主制和保守党是绝对效忠的。“帝国宰相如果怀疑我们基督情操的真实性，我们也不屑与他争论，正如我们因名誉和品行而不屑听他的言论一样。”这几句话下面还有很多人的署名，不乏俾斯麦的亲朋好友，而且后面还多写了几个字，说他们内心并不舒服。而后，俾斯麦在《帝国官报》上登载了这张“宣言”上的人的名单，他在报上声称，凡是攻击他个人的，就是攻击国家。

    自此之后的几年中，俾斯麦和他所属的阶级越发疏离了。这些事件让以本阶级为自豪的俾斯麦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坚信他们在陷害他。他视他们是同等的人，但他们却突然与他断绝来往，大多是出于私人原因而非别的原因，并且动机是光明正大的，但当他遭到他所有朋友抵制的时候，也完全变成了卑鄙的……这样的打击不仅加重了他在公事上的困难，牵扯了他的神经，还扰乱了他的习惯……“在我这个年纪，我深信我的好光景不会太久了。失去所有的老朋友，切断我所有的老关系，这让我十分沮丧，加之我因我的夫人而着急，我彻底孤寂了。”

    当俾斯麦和一位密友共同查看投票反对他的教会里的贵族名单时，他含着怒气用铅笔将每一个仇敌勾去，他认为每一个仇敌都是心怀卑鄙动机的。他自言自语道:“哥特堡，他是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州长而怀恨在心；普特卡默，他没有从教会获得任何好处，他想用叛逆和反对来表现他并不比我差；卢森堡，我曾经多次在他遇险时救过他，现在他也反对我！我太了解我的那些波美拉尼亚邻居们了，他们嫉妒我封王，我却不曾请他们吃饭！”

    更让他愤怒的是能够彼此倾心的朋友莫里茨·布兰肯堡，现在也和他断绝了交往。开始是因为他不肯让他当部长，后来是因为他谈到一种可以买卖的债券时，不小心提到的几句话引起了误会，后来这些活是另一个签字者在法庭上供述出来的，他与玛丽·塔登也缘尽于此。

    俾斯麦与曾在议院时代的同盟军克莱斯特·雷策夫的交情也同样破裂了，现在他们在上议院怒目相对。当他们在演说中彼此嘲骂时，不知他们可曾想到25年前他们彼此联系以反对民主党的情景。克莱斯特曾是俾斯麦女儿的教父，他平时给俾斯麦写信称呼是“我的小宝贝俾斯麦”。但俾斯麦早就不耐烦他宗教的劝告了，他想同克莱斯特说开，所以请求见一面。

    这次相见，克莱斯特依旧不肯让步，俾斯麦拿起桌上的餐刀划过桌面，然后起立告别昔日老友。后来，克莱斯特又想与俾斯麦和解。当俾斯麦夫妇25周年结婚纪念日时，他写诗送给俾斯麦，但是俾斯麦不许他的夫人回信，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吩咐他的仆人:“如果克莱斯特先生来见，就说我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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